1969年，近两万八千名16至20岁的北京知识青年，告别首都的繁华，发扬前辈“爬也要爬到延安去”的革命精神，乘坐 “知青专列”奔赴圣地延安，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这片贫瘠又富有的黄土地上。
半个世纪后，从青年走到暮年，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圣地情结，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矗立着一座精神丰碑，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流淌着爱党爱国的红色血脉。
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华魂网”特別推出“北京知青延安情”专栏，让正值青春或曾经青春的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倾听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的青春故事，看他们如何在艰苦环境中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中接受一次精神洗礼。
孙四敏在自留地收玉米
1969年2月1日，我怀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对革命圣地的憧憬，登上了奔赴延安的火车。
由于到达的时间是冬季，农活不多，主要就是修整土地、积肥、往地里送粪。
记得第一天队长派活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让我们几个知青往一座山上送粪，一上午每人挑4担粪，完成任务就下工。若在北京即便空手爬这样的山，来回4次都够人受的，何况还要挑着沉重的担子。我虽然平时喜欢体育，在几个知青中体质比较好，但这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我的一位同学的腿受过寒，不太好，挑着重担走起来很费劲。挑到第三担时，她就走不动了，把担子往地上一扔，坐在那里哭起来。那时，虽然我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看到她的样子，真是心疼。我想我们不能第一天就认输，于是咬紧牙关拼尽全力帮她完成了最后一担。那天，我挑了5担粪。
后来有一次，队长派村里唯一一位富农子弟去一座很远的山上送毛粪（即没有搅拌处理过的人粪尿），这个活很脏也非常累。因为山势很陡，装在桶里的毛粪不能洒，多累都不能放下。那个小伙子觉得队长分配不公，凭什么让他干这种最累最脏的活，拒不接受。队长觉得下不来台，坚持让他去，俩人争吵起来，都快动手了。
看到这种情景，单纯而不知深浅的我竟脱口而出：“队长，让我去吧。”这时大伙都惊呆了，这种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壮小伙子干起来都吃力的活，一个刚从北京来的女学生怎么可能干得了呢？我从老乡们的表情中看出来，他们觉得这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觉得既然说出口，就绝不能给知青丢脸，于是二话不说，挑起毛粪担子就走。
沉甸甸的担子一上肩，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活，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体力极限。我竭尽全力向山上走去，走到半山腰时，只见汗珠子滴答滴答往下掉，两条腿累得颤抖不止，肩膀火辣辣地疼，但是粪桶不能放下。我咬定牙根、真是拿出吃奶的力气，心里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坚持将粪挑到了山顶。放下粪桶，我整个人瘫坐在了地上。
这件事赢得了老乡们连连赞叹：“北京娃太能吃苦了，我们农村女子都受不下（ha）这个苦。”
我是天生不服输的性格，觉得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干的活，我就不信我干不了。所以，插队期间我学会了不少只有男人才干的活：拿粪（脖子上挂一个长圆形笸箩，里面装满了和种子混在一起的肥料，跟在犁地的牛后面一把接一把的撒混合的种子和肥料）、犁地、打连枷（这是农民脱粒的一种古老的方法）。在炎热的夏季打连枷，要七八个人排着队，有节奏地步调一致地挥动连枷。这是一个团队协作的工作，一个人乱就都乱了，所以再累也要跟上节奏。一天下来，胳膊酸疼得抬不起来。
除了挑战这些男人干的活，收获时节背着上百斤重的庄稼上山、下山则是家常便饭。那时真正懂得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的意思，体会到了劳动农民不避严寒酷暑、雨雪风霜、终年辛勤劳作的甘苦。
孙四敏（左）在河沟里洗衣服
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最主要的是劳动强度大，还吃不饱饭。为了不给农村增加负担，我们插队知青第一年是国家供应商品粮。但细粮非常少，主要是农民交的公粮：玉米、高粱和黄豆。
延安的高粱品种非常干涩，我们把它磨成面蒸成饼，黑乎乎的一咬一个牙印，大家笑称：巧克力，其实非常难以下咽。
陕北高原干旱少雨，广种薄收，土质松软。所以粮食产量非常低，一般亩产只有几十斤。每年到土豆收获季节，我们则以土豆为主食，把好的土豆放入地窖，烂的和砍成一半的洗一洗放在碾子上压碎了，盛到洗脸盆里，放点盐和玉米面和起来蒸熟了就是我们的主食。那时经常吃得我胃酸，以至于后来回北京后很多年我都不吃土豆。
由于没有油，我们一般都是用水放点盐煮菜吃。有时老乡看我们不会调剂着吃，就给我们擀一种用蔓豆面加上榆树皮面的杂面（由于榆树皮有粘性，这种杂面擀的好会非常薄，技术好的提溜起来能照见人，据说第一次见面考新媳妇就是让她擀杂面），那就算改善伙食了。等多年以后再回村，老乡问我想吃什么时，我脱口而出“吃杂面”。老乡笑说现在谁还吃它呀。
村里没有煤、电，又极度缺水。由于缺水，我们知青每天早上大家用一盆水洗脸，只能将就着每人擦一把。没有电，晚上大家就点着煤油灯看书。那些日子，我们不断地适应着、克服着生活中的各种艰难困苦，磨练着自己的革命意志。
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在苦日子中我们却享受着延安老乡对我们的真诚关怀。记得有一次我胃疼，石满恩夫妇得知后请我去家里吃饭，一碗挂面竟加3个荷包蛋，这对当时的一个家庭是非常奢侈的支出，是他们平时从不舍得给自己吃的东西啊！
当时我胃里难受，肠胃功能变弱，没有一点食欲。但实在不忍拒绝他们的真情实意，便硬撑着吃了下去。出门时胃里翻腾得厉害，我虽拼命强忍着，便还是没忍住吐了出来。事后很长时间我心里都非常难受，觉得对不起他们一家。但是老乡的一片赤诚之心和饱含情谊的这一碗面让我记了一辈子。
我们那时年轻单纯，充满革命朝气。作为知识青年，一心只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农村广阔天地有所作为。而且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能虚度年华，不能碌碌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都要努力奋斗，做出贡献。
为了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改善农村的面貌，我们队的知青做了很多事情：给老乡办夜校，给孩子们当老师，大家自己凑钱买化肥给队里种实验田，还从北京带去各种种子教老乡种西红柿、茄子、柿子椒、黄瓜、西葫芦等（之前村里只种白菜、萝卜）。此外，还帮助生产队种果树等。
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在炕头搞红薯嫁接。由于缺水，陕北的红薯既干又不甜，而北京的红薯则比较甜糯且稀软。于是，我们从北京带回来红薯，和当地的红薯搞嫁接，在自己的炕台上培育秧苗，结果非常成功。老乡们得知后高兴极了，都来要秧苗。
孙四敏（右一）与公社同年上大学 的同学合影
在延安插队三年多，除了劳动我还教过书、当过妇女队长、会计。1971年1月，我入了党，后来又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更是尽自己的力量去为农村的建设增砖添瓦。1972年5月，在乡亲们的推荐下我上了大学。
我1976年初由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曾参加过国内诸多网络的设计与实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组织安排我出任所办、院办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也曾担任软件所的党委副书记、副所长。几十年来风风雨雨、起起伏伏，历尽坎坷、挫折和磨难。在风口浪尖上一次次经受重大考验中，我也逐步由一个单纯的技术人员成长为具有一定领导能力的领导者。
这些年工作中取得的进步，都源于当年插队的底气。三年多的延安插队生活让我吸足了地气。我从乡亲们那里汲取了很多营养，学到了他们的朴实忠厚、吃苦耐劳；我从艰苦的劳动中锻炼了体魄，磨练了意志，使我具备了诚实、诚信、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品质和人格。这给我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018年，孙四敏回村时在老窑洞前留影
孙四敏，女，1949年6月出生，1969年2月在延安县李渠公社中庄大队插队，插队期间入党，曾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2年5月推荐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工作，曾任软件所党委副书记兼副所长。曾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奖和科学院“巾帼建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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