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近两万八千名16至20岁的北京知识青年，告别首都的繁华，发扬前辈“爬也要爬到延安去”的革命精神，乘坐 “知青专列”奔赴圣地延安，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这片贫瘠又富有的黄土地上。
半个世纪后，回望这段经历，他们愈发感到，劳动是对体力的磨砺，是对精神的洗礼，更是对书本知识的升华。只有双脚踏进泥泞的土地，才能找到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深扎在群众之中，才能寻到自己的“源”；只有亲身体会党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艰辛，才能铸就自己的“魂”，从而增强青春的志气、骨气、底气！
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中华魂》网特别推出“北京知青延安情”专栏，让正值青春或曾经青春的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倾听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的青春故事，看他们如何在艰苦环境历练中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中接受一次精神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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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增山，是陕西省延安县元龙寺公社黄屯村人。
1969年2月，我从北京来此插队时，他是黄屯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在这里生活学习、劳动了3年多。从村里老乡那里，我了解到了他父亲的革命一生。和他本人接触中，也深知了他的为人处世。
我离开延安后，依然关注着他们一家……
一
杨逢良（化名杨凤良）烈士证明书
他们家不愧是红色的革命家庭，几代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他们家几代人爱国为民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杨逢良，是杨增山的父亲。1903年杨逢良生于陕西省横山县武镇杨兴庄村。1929年陕北地区大旱，粮食颗粒无收，地主和官府却仍然盘剥。他组织农民反抗斗争，国民党县政府欲加罪名迫害他。横山中共地下党组织获此消息，通知他转移。他来到山大沟深、森林茂密的延安五羊川一带农村避险，却依然好打不平。不久，延安的中共地下党和他取得了联系。在党组织的教育下，他参加了游击队，并光荣加入了党组织。他带领游击队战士和人民群众，劫富济贫，消灭团匪，为民除害。
1935年春，延安县苏维埃政府诞生，并成立保卫局，杨逢良担任局长，维护社会秩序，打击反动势力，巩固革命成果，并深入国民党占领区和地下联络点传递情报、侦察敌情，张贴传单标语，灵活机智的开展革命斗争。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杨逢良受组织派遣展开慰劳活动，将自家仅有的4只山羊和2斗黄米送到红25军驻地，获县苏维埃政府表彰，评为县“劳军模范”。
这时正值“左”倾路线盛行，西北地区“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利用红25军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之际，将一批长期坚持陕北革命斗争的领导人以肃反的名义逮捕关押。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危机，有部分人不满，调集一支陕北红军和地方赤卫队要与“左”倾分子拼命。面对此情，杨逢良凭着高度政治警觉，不顾个人安危，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这起难以预料的“事变”，为红军的团结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6年7月，杨逢良领受命令，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从敌人占领的肤施（延安）县城到解放区（安塞县白家坪）。他扮装骡夫，带着两位国际友人，穿梢林，走小路，翻山越岭，安全到达目的地，使他们俩及时见到了毛主席。1936年，“西安事变”后，党中央决定从保安移师延安，西北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奉中央委派到延安，与杨逢良等延安保卫局的同志，研究察看转移路线、驻地确定、安全保卫工作等事宜，从而使党中央毛主席，于1937年1月13日安抵延安，受到中央的表彰。
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此时，杨逢良已经是延安保卫团的队长，正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参加学习，他和他的战友们指挥群众疏散，在一颗炮弹就要落地爆炸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冲向了一名处在危险中的群众，将其保护在自己身下。结果群众脱险了，他却不幸被弹片击中，失血过多而牺牲。
在这次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当中，我方牺牲的人员名单里，他的职务最高。杨逢良为救普通群众光荣牺牲，年仅35岁。将其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事业，实现了一生跟党走的誓言。延安各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二
村支部书记杨增山同志
杨增山同志，从小在父亲杨逢良的耳濡目染下，早早树立了报国为民的思想。小小年纪就为革命站岗、放哨、送信、带路，成为人人喜欢的“红孩子”。父亲杨逢良牺牲时，他才刚满8岁，作为烈士子女，组织上安排他到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学习，可他却坚持守候在悲痛欲绝的母亲身边。他13岁时，就不要政府代耕，自己开荒种地，不仅养活了家人，还将多余的粮食缴公粮，支援前线打日本鬼子。他积极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1948年，18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
入党后，他竭尽全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哪里艰苦，到那里去。他先后在延安县陈屯乡、郑崖管区、姚店公社、元龙寺公社工作。曾经担任过陈屯乡乡长、元龙寺公社党委委员。组织上调他到青化砭人民公社当社长，他却要求到农村当党支部书记，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1971年初春，公社知青团赴安塞修建王窑水库，行前参观杨家岭旧土址
放着“官”不当，却要去当“庄稼汉”，这种现象在当代社会已是罕见。但是，在当年，这样的干部却大有人在，杨增山同志就是这样的典范。我们到黄屯插队时，我们大队在全元龙寺公社中，村集体的砖、石窑最多，村小学的条件最好，村蔬菜供给最充分。黄屯大队在壮大集体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和文化建设方面，一直走在了各大队的前例。增山支书虽然只上过冬学，但是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他善于学习、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的毛笔字、钢笔字写的相当好，还可以双手打算盘。他出口成章，不拿稿子，可以讲几个小时，滴水不漏。让我们这些北京知青刮目相看，佩服不已。
增山支书身先士卒，吃苦耐劳。他带领支部一班人和社员群众一起战天斗地，治沟打坝，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科学种田。每天出工，走的最早。收工的时候，回来的最晚。有时候晚上还要开会，第二天他依旧第一个上工。增山支书待人和气，以理服人。社员群众遇到的一些难解家务事，常找他调解。春节期间，找他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家里门庭若市。
姜华信（右二）与当年生产队长苗光旺（左二）、副队长张文彪（左一）合影
他对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知青，更是关心。除在生活上给予各方面的照顾外，对知青中出现的一些意外问题也能圆满解决。当时一名女知青和村里一名男子相恋，引起各界非议，闹得二人无法应对。他力排众议，认为这属于正常恋爱。他顶着舆论压力，成全了一桩幸福的婚姻。后来，这位女知青入了党，还被选举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知青招工招生问题上，他秉公办事。根据每个知青的实际表现和家庭情况，择优、择困举荐。
让我难忘的是，1972年春天，公社下达我村一名大学招生指标，经研究，大队党支部和北京驻队干部决定推荐我去上学。当我拿着填好的入学登记表找增山支书做鉴定的时候，他看着表格稍加思索，提起笔，将我在农村的表现进行了褒奖。语句虽简，却无不流露出他对我们知青的厚爱。
杨增山同志，2007年3月30日不幸去世，享年78岁。他临走前半个多月大脑已不清醒，可就在昏迷第六天时，居然说出一句清楚的话：“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快86年了！”听到这句话，在场者无不动容，感慨万分。增山支书走了，凡是与他相处过的人，都纷纷对他的孩子们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呀！”一句“好人”是对增山支书一生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辛勤为党工作的高度概括。
三
杨明同志近照
杨明，是杨增山的长子。我们来插队时，他还是个“猴娃娃”。光阴似箭，转瞬间，他也退休了。但是他退而不休，进入了关心下一代的工作队伍。2020年8月，被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组织部聘任为：宝塔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作为离退休干部，能够被组织再次聘任，是组织对杨明同志工作水平和政治水平的充分肯定。
杨明继承了他祖父杨逢良和父亲杨增山的优秀品质。他革命理想坚定，热爱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78年，中学毕业光荣入伍，第二年便加入了党组织，是他所在单位同年入伍战友中，第一个入党的。他干一行，爱一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在部队，他担任过陕西省乾县公安消防中队团支部书记；在地方，他担任过延安市宝塔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杨明的荣誉证书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让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杨明在关工委工作中，写红色文章，讲红色故事，育红色幼苗。教育青少年听党的话，跟党走，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2年3月，杨明被全国关工委入选“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优秀辅导员”称号授予名单。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杨增山同志的家人在革命的征途上，前赴后继，始终如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
2007年姜华信回延安时留影
姜华信，男，北京市104中学初68届毕业，1969年2月赴延安县元龙寺公社黄屯大队插队，1972年4月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1975年7月至2011年12月退休前，相继就职于延安大学、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中共北京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从事教学与管理工作，曾任讲师、副教授、系党总支副书记、部主任、校委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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