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见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和建立的千秋伟业。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实践铸就了延安精神，现在或曾经战斗、工作、生活在延安，以及到访过延安的人们与之结下的深情，就是延安精神的实际传承。
一次延安行，一生延安情。《中华魂》网开设“我的延安情”专栏，旨在通过您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让广大读者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欢迎来稿！——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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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18日，关相生（左一）与老同学回延安参加母校延安中学50周年校庆留影
北上延安求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当日寇的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时，我还是个13岁的孩子。但当听闻日寇对我同胞实施惨无人道的暴行（“三光”政策）时，我满腔怒火，誓言雪耻。当时我积极参加学校地下党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1月，我在家乡陕西省澄城县冯原镇关家桥地下党支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我怀揣着组织介绍信，和家乡王庄（镇）小学的同学郑新记（后改名为郑拓彬）、李甲平从老家关家桥出发，步行北上延安求学。先是到延安陕北公学，但没想到该校招生期已过。接着我们转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碰碰运气。到了抗大门口，招考人员见我们的个头小，便打趣地说：“你们还没枪高，怎么学军啊？明年再来吧！”碰了一鼻子灰，我们心灰意冷，感觉天要塌下来似的。“怎么办？就这么扫兴回家，还有什么脸面见父老乡亲？况且，我们还是背着大人们，偷偷跑出来的。就这样无功而返，我们不甘心！”我们三人心里想。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无意中看到《新中华报》刊登的一条“陕甘宁边区中学成立”的新闻，顿时感到有如神助，绝处逢生。
延安中学旧照
我们疾速赶到边区中学报名，经过文化考核，均被录取。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我被编入二队（初中一年级）学习。几个月后，边区政府开展扫盲运动，我被派往靖边县任冬学教员。刚开始，当地老百姓对冬学有抵触，不愿意把孩子送来乡府所在地读书，怕孩子被我们拐到部队当兵。后来经我们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才消除了家长们的顾虑，放心让孩子来听课。
由于当地文化极其落后，许多年龄比我大、个子比我高的农家孩子大字不识一个。老乡们看到我这个做“先生”的还是个孩子，都很心疼我。每当我上门给学生补习时，乡亲们都拿出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食物招待，端上热腾腾的饭菜让我吃个饱。
1939年春，我完成冬学教课后，返回学校继续学习。后来，我又被派往南区和固临（宜川县北）做了几个月的逐村扫盲工作。扫盲工作结束后，我再次回到学校学习。也就是在那时，为防范日军飞机轰炸，学校从延安搬到延安北边的安塞县吊儿沟、茨儿沟。同时，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师生们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边区人民的艰辛努力，我们做到了粮食自给自足，学校饭堂每周都能吃上香喷喷的羊肉。我们那时是一边劳动，一边学习，生产学习两不误！
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八路军政治部机关人员
开荒大生产运动后，我被派往盘龙区府所在地盘龙小学当老师（因前任老师逃跑，无人授课）。一年后返回边区中学，兼任数学老师。那年，因工作积极，被选为模范工作者，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模范大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会上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
抗战结束前，我进入中央党校五部（培养区、营级干部）学习。
抗战胜利后，我入选干部团，告别延安，赴东北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在联军司令部参谋处任参谋，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履行了一个革命战士的义务。
我们在吊儿沟的时候
吊儿沟，在地图上你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从延安沿着延河向北走50里便是安塞县，从安塞再向北翻山越岭50里，有一条小沟，便是吊儿沟。土地革命前，这里原是一个大地主的庄园，有十几孔窑洞。现在，这里就成了我们边区中学的新校址。当时中学部分4个队，有200多个学生，附小比中学部的人还多。由于窑洞少而师生多，后又将一年级二、三两队100余名师生搬到了吊儿沟东边约5里的茨儿沟，附属的保育院小学（简称“保小”）搬往吊儿沟以西30余里的真武洞。从此，中学部与小学部分开。
边中的师生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学生是革命烈士和领导干部的子女，还有海外华侨、朝鲜学生。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学校给学生每月发1元津贴、2角学习费，吃饭、穿衣全由公家负担。这对于我们多数穷学生来讲，条件已经是很优厚的了，我们十分满意。学校除简单的炊具和日用家具外，每个学生仅有一个木板凳，一块上课时作课桌用的小木板。从延安搬到吊儿沟，也算是一次小长征，对我们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搬家是在有组织、有秩序的统一指挥下进行的。一队的学生年龄较大，每人负责背保小的一个小同学；二、三、四队的学生因为年龄较小，每人负责照管保小一位年龄较大些的学生一同行军。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在日寇飞机轰炸下，除了一队学生曹峰不幸被炸死在延安外，全校学生都安全到达吊儿沟，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为扫除文盲，边区政府教育厅决定在全边区举办教冬学运动，并从边中抽调一部分学生下乡任冬学教师。我当时15岁，荣幸地被抽调，派往靖边县镇罗区二乡郝家渠子教冬学。临离校之前，学校召开动员大会，杀猪宰羊，欢送我们。由于当时经济困难，粮食不够吃，我们仅吃了个半饱，但谁都毫无怨言，背着自己的行装离开了母校。经过4天的长途行军，我才到达边区最北边与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大沙漠连接的靖边县。我在那里一共教了4个月冬学。
1939年3月，我们结束了教冬学的工作，之后返回学校，我所在的二队和三队这时住在灰儿沟。经过一段冬学教育工作的实践，我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和学习的重要。这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经济上封锁我们，停止给边区发经费，因而生活异常困难，几乎没有粮食吃。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到底，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边区人民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也响应号召，停课生产，全体师生投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开荒运动。
南泥湾,三五九旅开荒种地开展大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每个人都是拼命地干活。经过四五十天的艰苦努力，几十个山头数百垧（1垧＝3亩）荒山变成了良田，播种了谷子、糜子、土豆等农作物和蔬菜。
那时，我们每天上山开荒，午饭都是由管后勤的同学做好送上山来吃。各人自带搪瓷饭碗或茶缸，由值日生按班分菜。饭前先集合队伍，由队长讲生产情况，表扬好人好事，讲应注意的事项。有时也读报或唱歌，我们经常唱的一些抗日歌曲，如《大刀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延安颂》等等，往往反复轮唱，歌声嘹亮，响彻山谷。
值班队长哨音一响，大家都按班次各围成一圈，每班10人左右，集合吃饭。那时菜很少，多数时候吃的是自己挖的野菜。因为菜少，便自然形成一个好规矩：值班的夹一次菜，大家都跟着夹一次；值班的不动，大家也自觉地不动。
这时我15岁，劳动消耗体力很大，吃饭时不免狼吞虎咽，结果患了胃病，在草铺上躺了一个多月，简直疼痛难忍。因当时医药缺乏，只能靠自己控制饮食，喝小米稀饭调养。
开荒播种完毕，便开始抓紧学习。但为了保证学习，先要吃饭，而粮食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所以除由少数同志组织专业运输队以外，大家还要去参加运粮。我们从数十里外将粮食搬回学校时，没有口袋装粮食，大家就将自己的衣裤脱下，用绳子扎成袋子。没柴烧，便自己上山砍柴。就这样，一个个困难都被克服了。大家学习的劲头很足，尽管生活很艰苦，但精神非常愉快，唯一的希望就是学到本领，到前线去参加战斗，争取抗战早日胜利。
学习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后，地里的庄稼需要锄草了。全校师生又把学习暂停下来，投入锄草劳动，以保证秋收。
陕北民谚“锄草如绣花”，这和开荒种地大挖大砍不同。大家头顶烈日，耐心细致地除杂草，并要保护好庄稼苗，使庄稼得以茁壮成长。
今日延安中学
夏日正是庄稼成长的好时光，学校抓紧这一个月的宝贵时间正式上课。繁重的生产劳动，挤掉了我们宝贵的学习时间，所以在这一个月里，同学们都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力争满足自己求知的愿望。时间过得真快，满山金灿灿的谷穗随风摇曳，土豆破土而出，西红柿果实累累，南瓜个个肥大，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秋收终于到来了。全校又停课参加秋收劳动。丰收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粮食堆积如山，蔬菜装满了地窖，伙食由此大为改善，真正是做到丰衣足食了。同学们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后来，为响应边区政府教育厅抽调学生下乡办冬学的号召，我和十几位同学一起被派往延安县，到盘龙区政府所在地史家崖地小学，又当了3个月的小学教师。
关相生，1924年5月7日出生于陕西省澄城县冯原镇关家桥村。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到延安陕甘宁边区中学学习，曾任冬学、小学、中学教员，边区师范、陕甘宁边区中学教务干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陶铸同志秘书，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中共广东省委秘书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中共罗定县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中共广东省顾同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作者：关相生，本文选编自《延安情结》，文章由关相生儿子关南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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