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见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和建立的千秋伟业。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实践铸就了延安精神，现在或曾经战斗、工作、生活在延安，以及到访过延安的人们与之结下的深情，就是延安精神的实际传承。
一次延安行，一生延安情。《中华魂》网开设“我的延安情”专栏，旨在通过您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让广大读者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欢迎来稿！——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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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马列学院，永远让我怀念。
1939年6月，根据中央决定，我们陕北公学分校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关中行军到达延安集中，准备与鲁迅艺术学院等校开到华北敌后，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抵达延安后，我们有七八位同志考进马列学院学习，我高兴极了。
7月初，一个金色阳光洒满大地的早晨，我们背上背包，一位同志带领着我们，从城外出发，沿着延安城北行。最后，跨过延河，经过一片庄稼地，看到山上有几排错落的窑洞，山下是两排长长的整齐的平房和其他建筑，被一堵弧形的土墙围着。带队同志指着告诉我们，这就是蓝家坪，就是马列学院。
入院后，第一课就是刘少奇同志讲“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一次听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第一次看到刘少奇同志，也是第一次系统地听讲世界观问题，我全神贯注地听，认真地记笔记，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记下来。课后，使我深思，觉得少奇同志的报告，内容丰富、新鲜，很有哲理，深入浅出，过去没有听过那么好的报告。对于我这样的新党员而言，实在太重要了，检查我原来对自己的认识，对学习的目的、方法都有许多幼稚的、不正确的想法。
我生长在广东增城，1936年念完初中，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读过一些进步书刊，组织和参加过读书会，后来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对国民党丧权辱国、腐败不满，我向往延安，奔向延安。我在陕北公学分校学习了半年，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只知道共产党好，对抗战有办法，是中华民族希望所在，祖国希望所在，但对党纲、党章以及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则是朦朦胧胧的。那时我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刚从校门出来，像一张白纸，是最纯洁、最清白的，也是最易接受真理——无产阶级理论，最易接受新事物的。
1938年1月，增城抗日救亡宣传队下乡前，徐亮（左二）与宣传队员摄于雁塔下
对于能考入被认为是延安最高学府的马列学院，我十分兴奋、激动，决心学好知识，否则对不起党和人民。当时主要是从培养理论干部方面来理解，所以着重考虑如何专心听、用心学、认真记笔记，提高理论水平，学好一套理论，以便将来做教育工作。所以开始一段时间，只着重在死记硬背上下功夫；而对于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则考虑较少。后来对照少奇同志的报告，反复思考、琢磨，逐渐认识到，我从旧社会来，必然沾染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种思想不克服、不改造，是会严重妨碍自己进步的，是不可能革命化，不可能成为一个思想上入党的合格的共产党员的。
少奇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应该自觉地去接受长期的社会斗争，并且在这种斗争中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在党内、在人民中，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与别人不比待遇的优劣，而比革命干劲和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
我还逐步领会到毛主席指出的真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939年5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会上的讲话）。经过学习，我把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作为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手段和体现。
马列学院认真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学院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同志们以苦为乐，始终充满了同志之间的友爱和严肃活泼的气氛。
我在马列学院四班学习了一年半，四班学员的来源，一部分是经验丰富的老红军、老同志，大部分是20来岁至30岁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那些老红军、老同志处处做出榜样，他们和我们一样，一起听课、一起讨论、一起生活，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同志间相处亲如兄弟。我们在小组学习过程中，有时将提出的疑问、争论的问题，跑到宋时轮、高朗山、李治等同志处请教、交谈，他们平易近人、以诚相见、热情帮助、谦虚探讨的作风，给我很深刻的启发和教育。
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生产粮食任务，我们参加耕地、秋收等劳动。延安的黄土地，山像个大馒头，一个个簇拥在一起，谷子、糜子都种在一大片一大片的山坡上，适合于“大兵团作战”。耕地的那天，大清早就集合队伍，扛起镢头上山，从下坡往上耕，按组排成“一”字，拉开适当距离，摆开阵势。一组七八个人，只有四五把镢头，多是两人一把，也有三人一把的。哨子一响，像冲锋号一样，同学们个个像小老虎，只听见嚓嚓的镢头落地声，镢头过处，土皮翻转，杂草刮下来。跟着后面的同志，只要看到前面稍微慢一点，马上抢着上前替换，顷刻间就耕了一大片。
两个小时过去，休息哨子吹响了，后勤同志送来开水，有的喝水，有的擦汗。一会儿，山沟里、山顶上，荡起一片欢腾的歌声和欢乐的笑声。“锄头是我们的枪，挖开荒地种食粮，秋风吹来，漫山遍野一片金黄，这金黄的食粮，像千万颗子弹，它穿透了敌人的胸膛，啊！锄头是我们的枪！”歌声此起彼伏。负责后勤和送开水的同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也悄悄地跑到我们后面，抢着镢头替换耕地的同志。到日近西山收工了，同学们虽然拖着疲倦的身躯，但是想到将来自己耕的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大片的庄稼地，重黄叠翠，便都带着胜利的喜悦归来。
为了解决烧柴问题，在马车运输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学院要自力更生，组织同学们到40里以外的劳山沟里去背柴，院部作为一件大事来抓，除了各科配合，做好学习劳动的统一安排及准备干粮以外，同学们都检查自己的草鞋、绑腿、挂包和干粮袋。头一晚提早睡觉，第二天清晨4时就起床了，吃罢早餐，每人带上几个馒头，集合出发，虽然知道重任务还在后头，但在路上休息时，还是按捺不住唱起歌来。到了目的地，生产科锯好的林柴早已堆放在那里，对背柴多少，虽然没有规定数量，但每个同志都是按照自己的体力，尽量多背，多的七八十斤，少的三四十斤，用绑腿捆绑好。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干这种活，年纪大些的有经验的同志，还帮助检查绑得紧不紧，背起来合不合适。我是小个子，只背三四十斤，开始时不觉得怎么样，但走了10多里，就觉得越来越重，起初队伍还有队形，后来越拉越长，我也掉队了。那天，早的下午4时许就回来了，晚的5时多才到家。最后，有些身体好的同志还去接应。我们个个晒得满脸通红，汗流浃背，肩膀发麻，腰酸腿痛，但没有人叫苦。晚上，厨房准备了热水让大家洗澡、烫脚。第二天休息半天，又转入了紧张的学习。
我们全年的主粮是小米，只有一个月一次加菜和过年过节才能吃上白面馒头，至于大米更是稀罕了。分配的口粮，一般可以吃饱，但许多同志都喜欢吃小米锅巴（饭焦），既香脆又耐饱，被称为“马列饼干”“无产阶级饼干”，每顿饭到最后都很抢手。菜的品种很单调，一年大部分时间吃土豆，白萝卜下来时，整个月都吃萝卜，有时吃白菜、西红柿、豆角，那就是上等菜了。约一个月加菜一次，照例是红烧肉，猪肉或羊肉煮豆腐粉条。厨房养了几头大猪，某一天若听见猪声那就是大喜讯，大家都高兴起来。
每个学习小组10人左右，发一个装上铁耳的方形半截煤油桶，作为打菜用，这是小组唯一的集体餐具，它除了开饭时盛菜外，用处多着咧，平时洗脸、洗衣服、洗澡都用它。假期，偶尔有人加点菜，自然它就是最好的菜锅，在窑洞旁挖个小洞作炉灶，架起柴来烧。至于碗筷，当然是各人自备，有的用搪瓷缸，有的用钱买只陶碗；筷子有人用高粱秆或柳条枝，也有人用勺子。
穿衣方面，每人一年发一套单衣，那时同学们很少有可供换洗的内衣裤，夏天只有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到延河深水的地方洗澡，先脱下衣服把它洗好，晒到石头上，然后下河洗澡，待衣服晒干了再上岸穿回来。三年一套棉衣，要交旧领新。冬天把单衣作衬衣用，如果把单衣洗了，就光着身子，披上一件棉袄。天暖了，不少同志把棉衣的棉花拆下来，作夹衣穿几个月，到秋凉时，再把棉絮铺上，又过一冬。
洗衣服，到延河边是最好的去处，没有肥皂，只有洗被子、拆洗棉衣棉裤，才用草木灰过滤碱水以代替肥皂。以旧布作手巾，用旧布卷着手指代替牙刷，以盐代替牙粉。总之，就地取材，因陋就简。
为什么在艰苦困难中，大家能积极找窍门、想办法？为什么艰苦的生活磨灭不了同学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什么力量使同学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主要是大敌当前，为了挽救灾难深重的民族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千百万人民，有马列主义武装，逐步树立了胜利的信心，从而自觉地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培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磨炼革命意志；其次是领导、老红军、老同志带头苦干，做出榜样，上下级间、同志间，同甘共苦，团结一致，亲密无间。
我永远不会忘记，哺育我成长的蓝家坪。永远不会忘记马列学院那温暖的窑洞，紧张的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使我获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基本知识，奠定了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思想基础，它的光辉照亮了我一生的革命实践，它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给我前进的力量。尽管几十年来我们的党有成就也有失误，遇到过各种挫折和风波，我个人亦遭受到冲击和挫折，但自己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
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正反面深刻的经验教训，都充分证明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我们自己的重要性；坚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的必要性。虽然后者的具体内容、形式、方法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能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奋斗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定要抓60年至70年。”
作者徐亮
徐亮，1919年12月出生，广东增城人。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赴延安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学习，后任延安马列学院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图书馆、中央图书材料室管理员和负责人。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热河省中共滦平县委宣传部部长，围场县委宣传部部长、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州市惠福区委书记、中区区长，广州市文教办副主任，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广州市政协秘书长、副书记、党组副书记。1990年离休。2009年8月25日在广州病逝。
（作者：徐亮，本文选编自吴介民主编的《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由徐亮儿子徐丹提供）
责任编辑：林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