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见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和建立的千秋伟业。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实践铸就了延安精神，现在或曾经战斗、工作、生活在延安，以及到访过延安的人们与之结下的深情，就是延安精神的实际传承。
一次延安行，一生延安情。《中华魂》网开设“我的延安情”专栏，旨在通过您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让广大读者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欢迎来稿！——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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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常听父母说：“没有延安革命圣地就没有你，你是红军长征胜利的产儿。你应该为你的出生地而自豪，但不可以骄傲，因为千百万共产党人为抗日战争胜利而向往这里的宝塔山，在苦难中流干了汗和泪，在抗日战场上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和鲜血，这里承载了中华民族太多的使命和责任。”
我父亲魏传统将军是老红军，当时已经历了多年革命磨练，战胜了八次生死断头考验，刚从悲壮的西路军战场，从青海西宁监狱，被朱德总司令和谢觉哉、王定国的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营救出来，于1937年12月初到达延安的。
我的母亲胡敬容是在四川达县罗江口小学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后，于1938年初到达延安，加入了共产党，改名为刘超。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延安之恋，也开始了他们革命夫妻生活的新生涯。有父诗为证：“相知五十二，忧忆空无门。清凉播音远，宝塔托烟云。同食延河水，共舞王家坪。马兰花怒放，寒梅喜报春。”
窑洞里的早产儿
1940年父亲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兼教育科长期间，正忙着起草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关于加强干部教育的决定》的报告，以及主编《八路军画报》。母亲此时已被调入延安女子大学任教育干事。那时正是日本鬼子猖狂侵略我国时，正如父诗中所说：“赤县冠侵急，蒋贼逃峨嵋，群魔舞蹁跹”。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于延安北门外八路军总司令部王家坪山上奶奶庙旁边的窑洞里。
听母亲说，生我的预产期本应于1941年2月，可以到当时条件较好的延安中央医院，请妇科金医生接生，但我不到出生日，于1940年11月7日就要出生了，父母忙工作毫无准备，当时急得父亲手忙脚乱，赶快把住在隔壁窑洞的萧向荣叔叔的夫人余慎阿姨请过来。还好她也懂点医学，就帮助父亲给我剪脐带，洗澡、包扎好。妈妈说我当天晚上大声哭闹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母亲打开包被一看，原来是父亲将我的胳膊扭着放，捆痛了我，母亲将我的小臂膀放顺后，我才停止哭叫。
以后每当余慎阿姨见到我，都要回忆这接生的故事。余阿姨还说：“你早生也好，正巧为苏联十月革命节，这个日子好记。”父亲给我取名为：兰兰。一是为了纪念在川陕苏区牺牲的女共产党人，二是因为他喜欢大巴山漂着幽香的兰花，这隐含着他永远与川陕苏区的父老乡亲在一起之深情厚意。
延河溺水的幸存儿
1941年5月初的一天，我已有七个月大。那天父母刚从罗瑞卿家出来，从位于宝塔山右侧山坡上的女子大学托儿所接出我，过了延河，才能回到河对面父亲住的王家坪石窑洞。那时正值春天，延河涨水，水流急，延河还没有修大桥。河中间有些石头上面铺了几块很不平整的木板，有些还是悬空的，当母亲走过木板桥时，一脚踩在一块半空的独木板上，被水冲倒冲走，父亲去使劲的拉她，没小心把跨在他肩头的我也头朝下的滚到河里冲走，三个人被冲进急流的水中，父母两人互相拉着，我被冲到离他们比较远的水中，这时幸好河岸边上有两个行人，一个人去救父母，另外一个人去救我，他在水中先抓住我脖子上的小帽子，后来从水中将我拉住不让急流再冲走，抱起我上岸救出。当时三个人的衣服都湿透了，我冻得打了几个喷嚏，还好上岸时还有太阳，父母将外衣脱下，晾到半干，才回到窑洞的家。为此事父亲还题诗一首：“儿跨父肩头，桥倾堕急流。两人救溺者，相与惊魂定，桃园一望收。延河濯足事，长此念去留。”
保育院的红小鬼
1941年9月至1944年10月，我一直生活在位于延安南家坪陕甘宁边区的洛杉矶托儿所（原名位于南家坪的中央托儿所）、第一保育院（位于中央医院的后沟）。它是由当时的边区政府民政部与全国妇联共同建立的延安地区较大规模的一所保育院，是为了解决紧张的抗日前线将士的孩子无法照料，遇到的困难所建。
听母亲说，她于1942年系保育院指导员兼支部书记，于1943年任保育院保教科长。这期间与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夫人刘志兰阿姨共事，她带着女儿左太北与我在同一保育院里，小太北吃大西红柿的可爱模样，母亲一直记忆犹新；还有张经武与杨岗阿姨的女儿，小名叫燕燕，大名为张华岗，与我同年同月生，也在保育院，因杨岗阿姨没有奶水，燕燕饿了就经常吃口我母亲的奶。太北、华岗和许多保育院的延安娃，大人们都把我们称为：山沟里的土包子、红小鬼。后来我们都成为亲密无间的同学和朋友。
我在保育院生活时，正是我党我军坚持八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为了减轻延安当地群众支援军队的经济负担，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父亲被选为劳动模范。这时是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配合总结红军时期的历史经验，父亲写了一些重要论文，如：“反对山头主义”“三十三军军史”“王维舟传”，得到好评；父亲还出席了由毛主席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在延安整风时，父亲被调往绥德抗日军政大学校委会工作，当时林彪为校长，徐向前、何长工任副校长。父亲在那里编抗大教材，主编《抗大》半月刊，还要与李葆华一起编《学习通讯》，经常在窑洞昏暗的煤油灯下改稿至深夜。
那几年，我在保育院过着只认识保育院阿姨和小朋友的集体生活，父母在外地，忙于他们的工作，与我接触很少，他们无暇顾及我，在我刚记事的小脑门里只知道保育院是我的家，没有什么父母的概念。只记得有一天，保育院的阿姨叫我说：“兰兰！你爸来看你，快到门口去！”我跑到门口，见到一个高瘦的大人走过来，让我叫他：“爸爸！”我看着这陌生的人好半天都不肯开口，父亲说：“你长高了，不认识爸爸了？”后来，爸爸给我围了一条妈妈亲手织的褐色围巾，并给我照了一张小土八路的照片，父亲临走前，我才高兴地喊一声：“爸爸！”
在大树下的学校上课
1944年10月至1945年7月，父亲从绥德抗大调回延安，到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干部科长，母亲也回延安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这时母亲就把我从保育院接出来带在身边。从保育院出来，没有集体生活的纪律约束，我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在延安的土地上乱跑。我白天可以跟妈妈到位于乔儿沟的中央党校，在旁边的天主教堂门外玩耍，晚饭后可跟着大人听着罗鼓响声扭秧歌，有时礼堂里演京戏，什么“打鱼杀家”，我虽然听不懂也要去看热闹，睏了就要拉着妈妈回家睡觉；有时也跟着妈妈到延河边洗衣服。
记得有一次妈妈领我到东门外的清凉山看羊群，我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发现路上有许多小黑豆，我就拣起来放进嘴里，并告诉妈妈：“我吃豆豆。”妈妈很奇怪，哪里来的黑豆？往路边一看，原来是羊屎蛋，她立即叫我把羊屎蛋吐出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把不知道的东西往嘴里塞了。
这时候，我也会缠着爸爸讲故事，父亲当然是讲川陕苏区、长征和西路军的战斗故事，他讲了那么多地名，一会儿是左路军，一会儿是右路军，我一个也记不住，我只知道问：“是胜了还是败了？”父亲说：“西路军小仗胜了，大仗败了。”我问：“为什么？”父亲回答：“是战略问题。”其实我根本听不懂什么是战略问题。父亲还问我：“你知道什么是革命么？”我摇摇小脑袋，父亲说：“革命就是杀头。”我模糊地感到十分残酷。后来父亲还教我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河东河西高梁熟了，青纱帐里抗日健儿呈英豪，拿起钢刀洋枪，向着敌人冲去，杀！……”
母亲见我长大了，不能让我瞎玩，就开始教我认字，送我到大树下的学校去上课。学校设在大树下，木架子上放了一块黑板，黑板前面放了好几排石头，那是学生们上课坐的板凳，妈妈也帮我找了一块石头，放在一个固定地方，要求我每天上午必须坐在石头上听老师讲课，老师手中有一本书。妈妈告诉我，那是小学一年级第一册课本，要求我要会读会写书里面的字和词，学生们没有笔和纸，就用小石子做笔，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一个生字，先教我们读音，再告诉我们笔划，学生们先跟着读，然后用小石子在土地上练习写，第二天老师要考学生是否记住了生字。开始上课时我根本坐不住，咬住牙，四天勉强学会了东西南北四个字，当第五天下课回家，妈妈考问我又学会什么新字时，我写了个“西”字，她马上指出：这是昨天己经学过的，我才告诉母亲，上课时我跑到操场玩去了。受了妈的批评，未经母亲允许，从此我再不敢逃学了。这就是我上的第一个小学一年级。
原来毛主席就是毛泽东
1945年7、8月，我国迎来了反法西斯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何去何从？面临历史的抉择。中央决定由毛主席率队到重庆去与蔣介石谈判。延安人都知道蔣介石阴险毒辣，很为毛主席的安危担忧。毛主席去重庆前，延安气氛一片红火，经常可听到东方红、黄河大合唱的嘹亮歌声，每到周末父母还带我去杨家岭下的枣园参加中央领导们举办的舞会。我清楚地记得：毛主席、朱德爹爹、康克清妈妈、周恩来伯伯的交谊舞姿，我们小孩，有李纳、二娃子、大燕燕与我一同在舞场的人群中伴着音乐声穿来穿去，大人们对我们说：“等你们长大了会比我们跳的更好。”
记得那时延安的马路上，已能见到高鼻子黄头发的外国人，开着军用吉普车快速行驶。有一天，我正与马海德叔叔的儿子在马路边玩，对面走过一个穿着军装的外国人，路过我们身旁时，嘴里一边说：“哈罗”手里一边从口袋里掏出4块用漂亮纸包的糖，送给我们每人两块，我在延安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好看的糖。回家后，我把糖拿出来给妈妈看，并告诉她，是一个外国人送的，妈妈立刻说：“不认识的人送的东西不能要，快扔掉！”我虽然有些舍不得扔掉，但因没吃过，不知它的味道，想到过去吃羊屎蛋的事，扔掉也就算了。
我清楚地记得，毛主席要去重庆那天，爸爸领着我也去到飞机场，在那里真是人山人海，整个飞机场挤满了人，因为我们去得不算早，远处看黑压压的一片，地面上被人踩得尘土飞扬，这真是我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的盛大场面。我小小的被挤在大人们中间，不一会，那个穿外国军装，头带船形帽的外国人开着吉普车把毛主席送到飞机场，坐在车里的是黑尔利和张治中，站在毛主席旁边的人有朱德、林伯渠、博古、杨尚昆、邓发等中央领导同志（父亲拍下了这张照片，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将它保留下来）。
后来毛主席下了车，与送行的人们一一握手，大家似乎都说着相同的话，那就是：“主席！你可一定要安全地回来！”以后，父亲也把我领到毛主席身边，他一面紧握着毛主席的手，一面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我女儿兰兰！”,主席也伸出大手来笑着与我握一下小手，父亲在旁边告诉我：“他就是毛泽东！”我对着毛主席天真地说：“你不是毛主席吗？怎么会是毛泽东？”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爸爸立即告诉我：“毛泽东就是毛主席的名字，是同一个人。”这是我站在最近的地方见到的毛主席，我唱了那么久的“东方红，太阳升”，这次才知道原来毛主席就是毛泽东，是同一个人。他是那么和蔼可亲，从那时起，我忽然感到自己似乎已经长大了。
在延安一出一进
1945年7、8月至1947年3月，这期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日本鬼子的投降，解放战争开始了。我随父母工作的调动，围着延安进进出出。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父亲调到陕甘宁边区西北大门，陇东黄土高原的甘肃庆阳，任八路军385旅秘书长。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巩固八路军的总后方，在王维舟旅长支持下办干部训练班，培训了100多名军事干部，分配到国统区大后方打游击，成了游击队的领导骨干。在这里，父亲还改造了国民党弃暗投明，归附385旅一个营的部队，清洗了隐藏的特务，整顿了思想和纪律，使其成为真正的八路军。在这里，迎接抗战胜利声中大妹苗苗出生，我当了姐姐成为妈妈的好助手，给妹妹喂水喝、洗尿布都是我的事。
1946年2月，父亲随王维舟旅长300多人，经九天行军，一同调回延安，在中央党校二人教学待命。我也随父母一同回到延安。此时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反共内战，4月初，父亲随王维舟立即乘飞机到重庆，任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先住红岩村，半秘密工作，后搬曾家岩周公馆，半公开的与国民党斗争。随后，母亲就在延河边把我托付给吴铭阿姨（革命烈士杨汉秀），乘周恩来的专机飞到重庆，住进曾家岩。1946年7月下旬母亲怕我留在四川老家不安全，就把我接回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1946年8月，我随父母一行人乘飞机到南京，住在周恩来的梅园新村旁的新华社宿舍。在这里，父亲带我去了新街口的商店，给我买了一支枪和一个皮球，我这个山沟里来的土包子，第一次见到这繁华的大街，用土话说真是开了洋荤。
1946年10月，我又随父母一行人乘飞机回到延安。此时，父亲又被中央分配到解放军总政部任宣传科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派他带工作组到晋绥视察；母亲被派到延安关东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947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向陕甘宁南线集结，要进攻延安了，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决定放弃延安，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成立了彭德怀为司令的西北野战军，延安保卫战就要开始了。
1947年3月，母亲就领着我随总政机关撤离延安，开始了毛驴背上的行军生活。我们从延安撤出，沿着安塞到瓦窰堡，后经折家坪到绥德，又到与山西交界的吴堡附近的军渡，冒着九死一生，晚上我被捆在马背上，惊险的过了黄河。以后又经临县、兴县、界河口、岢岚、五寨、宁武、原平，在忻州屯瓦村我生病发高烧。病愈后到五台山，沿滹沱河到河北平山县，在温堂住了一段时间后随中央军委进驻西柏坡。
童年的我以为，所有的人生都是在战争的颠簸流离中渡过，从不知世上还有和平与安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慢慢长大，我才更加明白：延安就是一所干部学校的大熔炉，它培养出的干部，撒向全国，迎来全国山河一片红。
（作者：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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