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见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和建立的千秋伟业。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实践铸就了延安精神，现在或曾经战斗、工作、生活在延安，以及到访过延安的人们与之结下的深情，就是延安精神的实际传承。
一次延安行，一生延安情。《中华魂》杂志社、《中华魂》网举办“我的延安情”征文活动，旨在通过您讲述在延安经历的故事，让广大读者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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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一直是我的诗和远方。
这块神圣的地方，像乡愁一样镌刻在我脑海深处，萦绕在我的心头。作为陕西人，从记事起，我就为自己是三千万延安儿女之一而骄傲和自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更是一直激励着我在人生道路上勇毅前行。离开故土多年后，今天我又回来了，回到这方既熟悉又陌生的圣洁之地。当我再次踏入延安的山水、触摸延安的草木花香，内心依然抑制不住对延安的深情仰望。
宝塔山的宝塔
宝塔山与凤凰山、清凉山三山相望，延河、南川河相汇于三山之下。小时候，我接受启蒙教育的语文课本的封面就是巍巍宝塔山。宝塔山上的宝塔不仅是延安的标志，更是革命圣地的象征。从小学到中学的美术课上，我画过宝塔山的素描，也画过宝塔山的水彩画，宝塔山以及宝塔的形象，早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中学毕业后，回生产队劳动期间，我曾在一个秋雨绵绵的日子，在一张半扇门大的画纸上，构思并涂鸦出一幅革命烈士张思德的画像：正面穿着八路军灰军装、打着绑腿、背着步枪、腰扎牛皮带，一边斜佩子弹袋、另一边挎着灰布包，头系一方白毛巾、足蹬一双千层底布鞋，行走在延河边。画的背景是宝塔山。
很长一段时间，通过文字和纪录片，我对宝塔山的印象一直是山上只有几棵绿树，其余全为裸露的黄土坡，坡上有3排错落有致的窑洞，山上的宝塔有7层。如今，等到真正来到宝塔山下，许多原有的认知被颠覆。宝塔山下的景区大门已经重新修筑，直通山顶的步行阶梯宏伟大气。宝塔山上植被茂密、绿树成荫，山坡上并没有窑洞。在宝塔下，我认真数了数，宝塔不是7层而是9层。
宝塔尽管属于一座佛塔，但是由于她特殊的象征意义，在20世纪60年代并没有遭到“破四旧”的损毁。近些年，当地政府又对它进行了修葺，还增添了亮化装饰。站在塔下，抬首望去，宝塔更显巍峨，让人肃然起敬。贺敬之先生的《回延安》中的诗句：“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也被做成了斗大的红色锡塑字，挂在路边的石墙上，让人读起来倍感亲切。
延河的水
与宝塔山齐名，延河大桥也是延安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七八十年代售卖的日记本，很多都把宝塔山和延河大桥印成封面图。我一直以为，延安大桥是20世纪40年代的建筑，等来到以后才知道该大桥1959年5月才建成通行，是延河上首座现代化石拱桥。延河大桥建成后，与延安宝塔交相辉映，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标志与象征。
除延河大桥外，修建于1974年的宝塔山下的宝塔桥（又名南川河桥）也是延安的桥梁中比较特殊的一座，这座桥与周恩来还有一段情缘。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访问延安。故地重游，思绪万千，周总理想登上宝塔山，俯视一下延安城的全景。然而，当时的南川河上并没有桥，车只能在水位较低的河床上涉水通过。当下山返回时，吉普车不慎陷进了淤泥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数千名延安老乡闻讯后迅速蜂拥而上，愣是把吉普车和总理一起抬上了岸。
在那之后，为了方便群众出行，当地政府才在中央的支持下修建了这座宝塔桥，延安人民也亲切地称它为“总理桥”。建成后的宝塔桥为延安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经过改造，不仅桥面拓宽了一倍多，还安装了新的照明设施。如今的宝塔桥已成为延安市区一道新景观。
“延河水清清，宝塔高入云，延安儿女望北京，深深怀念大救星，大救星……”徒步行走在宝塔桥上，耳畔总是又响起小时候常听的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那首《毛主席恩情比海深》。这条哺育了延安人民的母亲河，也同样哺育了中国革命。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不畏艰辛，奔向红色延安。他们见到宝塔山，都要亲吻黄土地；走到延河边，要用喝一口清清的延河水，慰藉跋山涉水的不易。这些热血青年，经过延河水的洗礼，又用延河水壮行，奔向抗日前线，以血肉之躯，筑起一道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
杨家岭大礼堂
杨家岭，原名五姓坡，后因明朝时期杨姓人家出过一位朝廷大官葬于此，皇帝赐名杨家陵。再后来，当地人就把这处两山夹一谷的地方叫成了杨家岭。而杨家岭闻名于世，并不是因为历史上出过一位杨姓大官。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机关在此居住。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杨家岭人的祖先一定不曾想到，他们当初开垦出的这片土地，会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么受到万众瞩目，让如此之多的民族精英聚集于此，共商民族解放大计。
1942年在此建成的中央大礼堂，在这个山谷中是那么独特，砖木结构，设计得处处隐含寓意。当初，700多名代表汇集于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隆重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制定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选举产生了新的党中央。从此，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置身其中，我坐在第三排靠过道的位子上想象着大会的盛况。眼前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情景，礼堂里坐满了穿着灰军装的代表，他们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当时交通不便，很多参会代表要穿越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线。有的代表提前一两年就开始动身赶赴延安，甚至还有人为了参加大会献出了生命。据解说员介绍，我坐的这个位置，曾是七大代表危拱之的座位。当我通过互联网搜“危拱之”，方知她是位巾帼英雄。蔡畅曾称赞道：“危拱之所走过的道路是极不平坦的。她毕生最为可贵之处，就是她在前进道路上，历尽坎坷，百折不挠，始终真诚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矢志不渝地为人民解放事业忘我奋斗。她的崇高革命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其实，参加七大的所有代表，他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能写成一本厚重的书。岁月如烟，信念如一。现如今，曾经的小山沟已经变成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一批批寻访者来到杨家岭，触摸历史痕迹，探寻红色故事，在那段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接受精神上的洗礼。
（作者陈永明，陕西佛坪县延娄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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