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初步提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同时，也为各阶级、党派、团体、国民提供了表达立场、观点及付诸行动的机会，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初步提出提供现实可能性。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间的民族矛盾，在民族利益受到威胁时，各阶级、阶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就有可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为民族的生存而共同奋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广大爱国官兵坚决抵抗日军侵略，广大工人、农民也奋起抗争。深受侵略的东北各地军民还自发地组织东北义勇军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在国统区，抗议日军侵华暴行的游行示威纷纷举行，广大群众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广大青年学生成为排头兵，他们组织义勇军，开展抵制日货的宣传，组织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抗日。在举国要求抗日的情形下，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改变，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表示不满，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邓名瑛：《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第3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496页。国民党及其主力部队内部也开始发生变化，先后出现了马占山、蔡廷锴、冯玉祥等起来奋勇抗日的人物。这些都为统一战线理论的提出提供了现实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多次宣言和决议，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1931年9月20日）、《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1934年4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1934年6月19日）等。这些宣言和决议，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举行声讨，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了一些群众性的抗日反蒋斗争。在东北，则直接领导了抗日游击队并派人到义勇军中去工作。但由于党中央在当时正处于王明“左”倾错误的统治下，一些“左”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反映到这些宣言和决议里。在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态度上采取的是“左”倾关门主义。田克勤、孙玉民：《论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年第1期。如《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提出：“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这里所谓“下层统一战线”就是只着眼于工人、农民、士兵、学生以及下层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把统战工作对象仅仅局限狭小范围。认为要用一切力量，经过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去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偶尔提到“上层统一战线”的作用时，也要特别强调，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有可能和有用。实际上是把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上层”统统都关在了统一战线的大门之外，形“下层统一战线”实“关门主义”。张继辉：《“关门主义”策略的批判与“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确立》，载《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表现出的“左”倾关门主义危害明显，表现为：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强调反资产阶级反富农的斗争，不承认中间势力和第三派的存在，否认资产阶级自由运动的存在。这就在实际上把民族革命战争服从于并服务于国内革命战争。这种对中国革命目前任务的不正确规定，从根本上限制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和实行，使中国共产党难以顺利和彻底实现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向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转变。同时，不顾时局变化的客观情况，把“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作为排斥和打击中间力量的武器，要求党运用这一策略“加紧反对”在野的反革命派，把“主要的火力集中在他们身上”。王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1932年3月31日。转引自金再及：《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几个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认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行动“纯粹是不得已的”，实际上是“狡猾无耻的叛卖者”。鼓动士兵杀掉长官，加入红军。甚至提出要在抗日火线上发动工农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参见姜华宣、王德夫：《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页。采取“要兵不要官”的关门主义策略。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任务问题上，认为“任何一派的国民党与军阀都只能压迫红军与苏维埃，实行军阀战争，加之制造灾荒，及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要“打倒各派国民党，打倒一切军阀”，“变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的战争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认为工人斗争的发展，兵士的动摇，中间阶级的动摇……一切这些革命势力急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的日益崩溃的丝线，织成了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这一图画，很明显地画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因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因此目前中国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决死的斗争。这一斗争，现在正在更剧烈更广大的向前开展着”。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过分夸大，在全国范围内强调党的“进攻路线”，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政策。认为“革命的队伍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无条件地组织脱离群众的政治罢工、飞行集会、纪念日游行、直至发动武装暴动。陕西省统一战线理论学会、陕西社会主义学院、西安冶院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简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及任务的确定，“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呈现出对外实行扩大打击面的“反帝统一战线”、对内实行缩小同盟军的“下层统一战线”。祝志男：《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关门主义的来源：第一，是由于对目前新的政治形势的不了解，因此，就不了解变更自己的策略，以适合于新的形势的必要。第二，是由于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政纲同目前的行动口号与行动政纲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第三，基本的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关门主义倾向，实质上表现出惧怕敌人，惧怕群众，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不相信，因此就惧怕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关门主义继续的结果，必然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放弃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任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619页。。
1932年6月，共产国际召开了反法西斯统一行动代表大会，受此影响，党内正确的、初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开始萌芽。在1933年1月28日，在《红色中华》第48期上登载了同年1月17日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提出，在下列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并要求中国民众士兵，拥护这个号召，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章伯峰、庄建平：《抗日战争第一卷（从九一八至七七）》，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4页。。“一一七”宣言的发表，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的禁区，为开展正确的统战工作带来了曙光，体现了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思想这一宣言本来是中国共产党“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宣言不仅是为号召广大工农民众武装起来抗日，也是对国民党军阀说的。但是，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人强调，中央这个提议“只是宣传号召，而非行动的号召，只是对群众、对士兵说的，至多是对下级军官说的。难道我们苏维埃真想同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订约不成！”（《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因此，在他们把持下，党的这一宣言发布之后，临时中央立即下达党内指示，着重反对把宣言看成与国民党合作或者减轻与国民党的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曲解”。中共苏区中央局也提出，一切对国民党军阀的幻想，以为国民党军阀真会接受我们的条件，停止对苏区的进攻，都是不应有的。参见姜华宣、王德夫：《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
二、《八一宣言》与瓦窑堡会议决议
（一）《八一宣言》
1935年6月，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起草了《八一宣言》。同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的形成起了积极的影响。大会通过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级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提出在中国应“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邓名瑛：《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第3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7页。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共产国际七大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1935年10月1日一期上正式发表。
《八一宣言》提出，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联合起来，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宣言”指出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包括：（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三）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以上方针即“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时，“宣言”提出，为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初兴佳：《中共满洲省委八十周年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399页。
《八一宣言》发表不久，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中共中央于1935年10月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指出统一战线是抗日反蒋的总的策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形式、条件、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571页。1935年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林育英）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表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宣言”还提出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应该施行的“十大纲领”。尽管发表这一“宣言”的主要目的只是“表示苏维埃与红军是决心准备抗日的，揭破国民党‘红军捣乱后方’的欺骗”，但它确是一个进步，表示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王晗、徐选玲：《历史上的今天》，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同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并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回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八一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坚定立场，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步骤和具体办法。谭人荣：《〈八一宣言〉与瓦窑堡会议决议》，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它同从前的统一战线口号和主张有很大的进步。从统一战线的范围看，《八一宣言》超出下层统一战线及工农商学兵的联合，将统一战线扩展为愿意抗日的各种党派、组织、行业、民族的大联合，把一切有抗日愿望与要求的人，包括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都纳入统一战线之中。在组成统一战线的形势上，《八一宣言》不限于同要联合的力量签订协定，要求停止冲突，相互支持，而提出建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和组织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组织。《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也比以前的六大纲领更加完善了。可以说，《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初步确立。姜汝真等：《统一战线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265页。
（二）瓦窑堡会议决议
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张浩、邓发、凯丰、李维汉、杨尚昆、郭洪涛等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主要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把“一一七宣言”、《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思想发展为具体方针政策。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就是“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610页。 “把运动放到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去，从关门主义解放出来。”“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党的策略路线是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 都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决议认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为了更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623页。。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根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作为瓦窑堡会议决议的重要补充与深入思考，进一步完整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报告着重分析了国内形势的特点，认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不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即使其右翼也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就是国民党营垒中也是有可能发生破裂的。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时刻，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坚决抗日的，他们已经起来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因此，在革命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有参加斗争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和帝国主义利益是分不开的，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他们中间是存在矛盾的。由于侵略中国的各个帝国主义都培植自己的走狗，这就造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隶属于不同帝国主义的集团，形成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属于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毛泽东在考察分析了各阶级政治态度之后指出:“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51页。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革命发展不平衡，目前的时局，要求要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因为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一定不要关门主义，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同时，报告强调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告诫全党警惕右倾投降主义。根据新的历史情况，报告还提出了改变工农共和国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阐述了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其各项政策。成晓军、黎仁凯：《中国近现代史365》，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7页。毛泽东的这篇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作了“最完整的分析”。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张万禄：《毛泽东的道路:1921—193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69页。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中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提出，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停止内战，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第1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9—460页。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全国一致要求抗日的浪潮下，国民党反动当局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虽然有所调整，以“攘外”为主、“安内”为辅，但并不说明蒋介石愿意真诚地与中共合作抗日，只是受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迫不得已所为。1935年，日军侵略华北，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妥协退让。在此期间，蒋介石曾采纳宋子文等人建议，企图通过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签订秘密军事条约来扼制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在其《民国二十五所感》一文中认为：“今年中心工作为‘剿匪’，可说达到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而对匪仅着力清剿可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985年，第427页。但当红军主力抵达陕北，中共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其号召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口号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蒋介石感到了极大的威胁，认为“攘外”还是要先“安内”。蒋介石于1936年11月准备调重兵向陕北大举进攻阎玉田、李爱香：《中国抗战局势与国际政治关系》，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2—73页。。12月4日，蒋介石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调军“剿共”。张、杨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活捉蒋介石，扣留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人民群众要求杀蒋的呼声很高，党内也有人主张“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党中央经分析后认为，西安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并指出事变的目的，是抗日救国，是要以西北的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统一战线。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邵重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学说简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中共中央在12月1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提出，对蒋介石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则是上策。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方针黄德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我党独立自主的决策》，载《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对张、杨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共同抗日的主张陈一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 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西安事变》，载《新华每日电讯》2001年6月10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是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西安事变必然得到人们所企盼的和平解决；二是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是为逼蒋抗日，并无杀蒋之意，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三是日本灭亡中国的国策和蒋爱国、抗日的一面，决定了蒋介石会接受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四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订和“逼蒋抗日”主张的提出，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努力，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要原因宿志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必然性》，载《殷都学刊》1997年第2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逼蒋抗日”方针的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也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伟大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转入“联蒋抗日”的新阶段邵重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学说简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108页。。1937年2月10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2月15日，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最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作者 张炜达、王东）
（选自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5）《政治建设史》，肖周录主编，第一章第二节，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