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最初形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延安时期通过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认真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前途，积极进行抗日民主政权和根据地建设，并在这些基础之上初步提出和形成了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崭新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1937年至1939年，是党中央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和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会议，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逐步成型，并指导着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建设的整个过程，并为以后党中央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向驻扎在北平卢沟桥地区的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从此揭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于7月14日发出《关于卢沟桥事件及日本新进攻的宣传大纲》，要求边区军民立即一致动员起来，进行全民族抗战。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团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批评了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错误路线，号召全国人民和爱国党派、爱国军队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反对压制人民总动员的政策，争取实现自由解放的前途，避免全国沦亡的前途。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会议决定由11人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
1938年2月11日，延安各界举行反侵略大会，毛泽东到会讲话指出：全国、全世界各界人民团结起来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2月12日、13日，边区妇联、青救会等单位分别举行反侵略大会。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即认为中共中央抗战一年来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治建设和政治路线上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内部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问题，要搞好内部团结等问题。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步骤，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严厉斥责国际投降主义和国内投降主和派的投降反共阴谋，提出“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号召，提醒全国人民必须睁大眼睛注视着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重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1939年9月25日，王稼祥在延安作了《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报告，论述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批驳了所谓的三民主义溶化消灭共产主义的荒谬理论，指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最低限度纲领在其主要的口号与要求上是一致的，因此三民主义能够成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与政治基础，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又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共产主义是科学，共产党人奋斗的最后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要比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纲领更加彻底、更加坚决。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33页。
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7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陕北安塞县举行。与会代表170名。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党代会以来两年半的工作，决定继续在全边区进行抗战动员，加强锄奸保卫、发展经济、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等八项任务。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向全边区各级党组织提出了“提高自己、帮助别人”的任务，号召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抗日模范民主区。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边区党委会，高岗当选为书记，并选举出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939年底前后，毛泽东总结全党同志的理论创新，经过认真思考，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盖军主编：《新编中共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进行了系统构建。第一，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需要分两步走，即先走民主主义革命，再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是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自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即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和一定阶段能够继续进行革命，但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资产阶级了，而是无产阶级了，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谈不上革命的彻底胜利。“无产阶级只有把农民发动起来，才能保证革命的领导权，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郝梦然、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54页。。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垄断资产资本，建立国营经济；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一般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第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经验是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鉴于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社会的特点，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1937年至1939年经过认真思索和总结，并结合复杂的斗争形势，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理论，“表明了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已经形成相对完成的体系，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提出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任务、领导、前途等一系列问题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盖军主编：《新编中共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二、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初步实践
1937年至1939年，在党中央不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思索、创新、总结、成型的同时，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也在一刻不同地进行着。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通过初步实践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在政治建设上取得了伟大成绩。
在进行抗战和陕甘宁边区政治建设的同时，党中央要求一定要把领导权掌握在党的手中，党的内部要注意团结。毛泽东在同边区政府领导同志李维汉的谈话中明确强调，陕甘宁边区人民，包括陕甘宁各级政府公务人员，要团结在以高岗为书记的边区党组织周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要团结在林伯渠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周围。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党组织对边区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十分重视边区党组织的建设。193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高岗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具有丰富宣传、统战工作的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的代表大会在陕北安塞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70名，毛泽东亲临大会，并向大会作了重要的政治报告，要求边区党组织“提高自己、帮组别人”，号召在中共陕甘宁边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中国模范的民主、文明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还发出告边区全体党员和全体民众书，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34页。号召边区党员、干部、群众团结在边区党组织周围，同心同德，坚持伟大的抗战事业。
党中央对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有机结合非常重视，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文件，即是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建立统一战线之宣传鼓动提纲。洛川会议结束后，为落实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承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立即发布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战功卓著的“红军之父”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任命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同时任命了八路军下辖的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的主要指挥官。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各部队在敌后战场英勇战斗，给敌伪军以重大杀伤，并逐渐收复了部分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国土。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顾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重视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依然顽固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路线。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确定“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方针”郝梦然、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250页。。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掀起反共高潮。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和地方顽固势力向陕甘宁边区疯狂进攻，先后侵占边区的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五座县城，侵占了边区六个区43个乡的地盘，并积极准备妄图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革命圣地延安，中共中央决定将一二○师部分部队从晋西北撤回陕甘宁边区，并积极部署对进攻边区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坚决回击，迫使边区外部敌人停止了对边区的进攻。
在边区内部的绥德地区，八路军部队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对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顽固势力进行了沉重打击。1939年秋天，王震奉命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从晋西北前线回师边区，进驻绥德地区，中央任命王震兼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原驻该地区的警备部队移防其他地区。国民党绥德专员是有名的反共专员何绍周。何绍周污蔑三五九旅为“溃军”、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回师陕北、是违反军纪的。不久，何绍周即纠集13个保安中队妄图突袭，三五九旅立即还击，全歼敌人，何绍周被迫逃出边区。事件发生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党军，要求立即逮捕蓄意破坏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反共专员何绍周，交由人民公审。王震也在绥德召开绥德人民代表会议，共商地方施政事宜，“并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起了人民民主政权，公众一致推选王震兼任绥德分区专员，从此，绥德地区五县面貌一新”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在实践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时，党中央审时度势，对加强边区人民武装力量非常重视。1938年3月28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党委做出了《关于整理地方武装力量的新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保安队、自卫军、少先队工作更加充实地活跃起来。5月5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出了关于补充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指示。在此基础上，193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保安司令部联合做出了《关于扩大第八路军留守部队的决定》，要求边区人民在两个月之内向八路军留守部队补充新战士5000名，以加强边区正规军事力量的规模。为了从政治上加强边区部队的素质，1939年10月15日至23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王稼祥、张鼎丞、滕代远、萧劲光等参加了会议，要求边区部队在完成保卫边区、保卫西北的同时，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努力完成“生产、学习”的任务。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33页。
（作者 许光县、陆宇）
（选自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5）《政治建设史》，肖周录主编，第二章第五节，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9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