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创建自己的革命理论、开辟革命道路的探索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奋斗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无私奉献史。从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即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至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离开陕北的十三年，史称延安时期，则是这部历史中最为辉煌的篇章。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势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人民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是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向世界人民展现了一条崭新的光明之路。以苏共为领导的共产国际，在支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被压迫民族与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世界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革命运动的发展。
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经历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后，经济开始复苏。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在世界范围内争霸，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是中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复杂、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灾难的时期。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整个东北仅在4个多月的时间内被日本侵略者占领。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上海，继而于1933年入侵华北。1935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侵略中国内地的“华北事变”，控制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地区。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首先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
1931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始，中共中央发表宣言：以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者驱逐出中国。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提出，在停止对苏维埃的进攻、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等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作战的协定。1934年7月和9月，中共中央先后决定，将红七军团和红二十五军分别改编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再次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即与之携手，共同救国。
但是，这些正确的主张和行动，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响应。不仅如此，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指挥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疯狂“围剿”。
中国工农红军各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后，红军为了摆脱被国民党“围剿”的困境，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了战略转移。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第二、四方面军也先后于1936年10月到达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从此，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陕北便成为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红军能否在这块贫瘠狭小的地方站住脚并得到发展；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益加深、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对立的情况下，中华民族能否团结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其中最关键的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等问题，摆到了全党面前。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会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推进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历史进程，顺利实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制定并执行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继续英勇奋斗。到1948年初，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原、东北、华北、陕北、山东等战场，捷报频传，大部分地区得到解放，有的地区仅剩下少数几座孤城。这些胜利，为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阶段三个时期。十三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
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共同完成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认真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阶级状况，总结我们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实现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既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还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党对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采取了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政策措施；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坚持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方针，确保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适时建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而且包括海外华侨等各方面的进步力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集结了强大的革命力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法宝。
建设了一支听党指挥、忠于人民、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不足8000人；连同红二、四方面军，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等，不足10万人。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时，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280万人（其中正规部队149万人，地方部队131万人），民兵550万人，支前民工约有600多万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其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改称人民解放军。不管形势任务和军队的名称如何改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的三大任务，始终没有变。同时，始终坚持政治工作是我军一切工作生命线的重要思想，适时进行新式整军，充分利用作战间隙加强战术技术训练，积极创新适应作战需要的武装力量体制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进了把我军这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能打胜仗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历史进程。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伟大创造。
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时，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时，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9块，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时，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中原等解放区大都连成一片，面积达235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168亿，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353%；并占领了57座城市。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都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仅从1947年3月至1948年2月，支前参战民工2181664人，支前牲畜1478708头，做军鞋929000双。毛泽东曾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创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汲取瑞金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经验的基础上，1939年1月15日至2月4日，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民选的参议员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也有商人和地主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其他根据地和解放区也相继建立了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发扬民主，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好事，清正廉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大力加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实行婚姻自由，整顿社会秩序，制定有关法律，创造了共产党局部执政、土地革命与接管城市的成功经验。创建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伟大创造。
加强了共产党的建设。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时，全国共产党员仅有4万多人。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时，全国党员发展到290多万人。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把这一任务称之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各级党组织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始终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放在革命斗争中的首位，认真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经过延安的学习整风，全党的思想更加统一，政治更加坚强，组织更加巩固，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正确方向。特别重要的是，延安时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理论和实践中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创造。
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收入的159篇文章中，有112篇文章是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占71%；收入《刘少奇选集》77篇、《朱德选集》65篇、《周恩来选集》116篇、《任弼时选集》47篇文章中，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分别为29篇、23篇、39篇、25篇，分别占各自《选集》的37%、35%、34%、53%。这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独创意义的思想和观点，科学回答了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科学体系，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都作了深刻阐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开辟了道路。
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解放区，利用举办识字班、夜校、冬学以及救亡室等形式，组织人民群众学文化。在条件具备的老解放区，大力创办小学、中学和大学，有的还进行了以解决教育脱离现实革命斗争为目的的教育改革。在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人民群众中积极宣传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并组织进步艺术家创作抗日救国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文艺作品。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思想，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前，有的县仅有几所小学、几十名学生，没有中学，95%以上的农民是文盲。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已有小学1314所，中等学校7所，其中小学生达436万余人，50%左右的青壮年扫除了文盲。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还先后成立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等30余所院校和研究机构，为党培育了数十万各类专门人才。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等重大问题，推动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一批以《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平剧《逼上梁山》、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等为代表的文艺精品相继推出，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
研究和开展了民族宗教工作。中共中央到陕北不久，1936年党就开始研究回族和宗教问题。1937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讨论了少数民族工作问题，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39年初，建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这期间，党颁发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文件，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平等，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帮助少数民族改善与提高生活水平，发展生产和教育，采取多种措施消除民族隔阂，积极改善各民族间的关系。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先后办起了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蒙古青年队和少数民族工作队。党还创办了中央民族学院。陕甘宁边区推选大批少数民族的代表担任边区县、区、乡参议员和政府委员。许多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回族救国会等爱国团体和几十支回民抗日武装。我党还制定并执行了符合我国实际的宗教政策，公开宣布：人民群众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共产党员可以同某些唯心主义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正是在这样的理念和政策的指导下，宗教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调动了广大信教群众参加和支持抗日救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革命斗争的积极性。
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共产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解放区乃至全国各地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及其取得的辉煌战果，与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不断退让的所作所为及其恶劣后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延安”和“西安”分别成了代表两个政党、两个政府、两种社会、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政治性概念。广大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掀起了奔向延安和各解放区、投身革命的热潮。全国各地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有4万多人。这些革命青年来到延安、解放区和作战部队后，认真学习，积极工作，刻苦改造世界观，自觉接受战火的考验，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成为治党治军治国的骨干力量。
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我们党冲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利用各种合法的和隐蔽的手段，广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驳斥国民党恶意编造的种种谣言和污蔑，积极争取外援，赢得了国际社会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一方面，我们党继续加强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交往，得到了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支持，特别是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推进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同时，我们党还积极争取国际社会进步组织和人士对我们的支持。不少国家、政党和进步团体，都派出了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考察组、援助团、医疗队等组织，在道义、物质、技术等方面对我提供支持。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等外国朋友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小册子，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以及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对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产生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党充分利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积极推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初期，虽然美英曾一度实行“不干涉”中日战争的消极政策，并一度企图以牺牲中国利益为条件同日本妥协，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终于使中、美、英在抗日的基础上走到了一起。
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经过8年抗战，共歼灭日军150多万人。其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抵抗了60%的日军、90%的伪军，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7万余人。这些战绩，迫使日军放弃了向北进攻苏联的计划，削弱了日军南下太平洋的实力，推动了美国、苏联在亚洲及太平洋对日战争的胜利，终于使日本帝国主义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洗雪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中华民族百年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的转折点。
从1946年6月开始的解放战争，至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时，歼灭国民党军2244790人（其中正规军1,454,287人，非正规军790503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形成了经略半壁江山、势如破竹的战略进攻之势，为实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培育了延安精神。广大共产党员带领人民群众在与穷凶极恶的国内外敌人的殊死搏斗中，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革命精神的基础上，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培育了不怕鬼，不信神，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境界。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革命精神中的集中概括，充分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优良传统和作风，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怀，是党魂、军魂和民族魂中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延安精神的重大意义。
1948年初，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民党军队由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我军则结束了长期以来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同时，土地改革、整党、整军运动，在全党全军和全国新老解放区陆续展开。
为适应形势任务深刻变化的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于1948年3月23日离开陕北，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开始了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解放全中国、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新的伟大征程。
延安时期十三年取得的成就充分说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人民军队是伟大的军队，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然而，这些伟大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和发展的，而是经过艰苦奋斗，用血与火铸就的。中国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团结起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只有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不懈地加强自身建设，密切联系群众，为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英勇奋斗，才能真正发挥核心领导作用；人民的武装力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艰苦卓绝的战争锤炼，才能真正成为一支听党指挥、忠于人民、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毛泽东思想，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产生并得到丰富与发展。
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创造，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列宁曾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国古代也有“灭其国必先去其史”的史例和警言。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与乱心摄魂、污史糟人有关。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搞垮中国，就会从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入手。一切不愿看到中国振兴的力量，都会利用这套巫术。涂鸦、妖魔化中国，这是他们的惯技，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民情，与延安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变、不能变，也不会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没有变、不能变，也不会变。延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并将永远是党的精神力量，延安时期培育的延安精神，仍然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延安时期形成的党的优良作风，仍然对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为从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历史中汲取政治营养、精神动力和历史智慧，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从2007年开始，启动了“一史两志”，即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工程。
这一工程共分三个部分，共40余个课题，约2500多万字。第一部分是历史资料，设有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重要文献选编》、《重要会议资料》、《对重大事件处理资料》等20多个课题；第二部分是总论，设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论延安精神》、《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编年史》等课题；第三部分是分论，主要包括延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教育、外交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
经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的共同努力，这项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这部大型系列史书，资料真实丰富，论述较深刻，脉络清晰，反映了延安时期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主要活动、取得的成就和创造的经验。广大参研人员坚持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付出了艰辛劳动。
“一史两志”科研成果，为深化延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开了个好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要真正把这一历史时期的宝贵财富全部挖掘出来、研究清楚、得出符合历史实际并对现实有借鉴价值的成果，还须继续深入进行研究。
我相信，通过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党史研究工作一定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并一定能够充分发挥研究成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李铁映，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四、第五届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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