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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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的宣传文化工作政策
1931年，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明确指出，全党要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必须注意有系统地进行，特别是对于党的干部，尤其是红军的干部。为实现这一目标，党必须切实执行下列几种方法：第一，要组织读报班，读党报、小册子和决议案，从这里面提出问题讨论；第二，出版各种问题简单的小册子并收集和编印其他材料供党员作研究的参考；第三，要求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着重读基本的理论书籍，党应收集并翻印这类书籍；第四，建立健全党报，反对忽视党报的倾向。[1]该《决议案》还明确指出新闻出版工作的任务，就是办好党报，出版好书籍，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为实现党的政治主张而努力。[2]
1934年1月，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就包括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等内容。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造就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他还强调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3]
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将编审出版机构纳入地方苏维埃政权中，规定在各省苏维埃政府原有的编审出版委员会之下增设编审出版科，全权管理本省出版事业及各种材料的编审。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将原各省苏维埃政府编审出版委员会的编书职能，变成既编书又进行行政管理的两种职能。[4]
1933年12月，湘赣省通过了《湘赣省文化教育建设决议草案》，提出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原则“必须适合目前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5]
中央苏区制定了具体的发行政策。中央发行部建立了发行经济制度，1932年7月颁布了《关于发行书报推销代办处的报酬问题》，规定了推销书刊的手续费比例，并在7月21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刊登了启事。[6]
注释：
[1]诸山：《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兰台世界》2009年6月上半月。
[2]帅雨发：《瑞金中央苏区出版工作记实》，《中国出版》1999年8期。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37-38页。
[4]帅雨发：《瑞金中央苏区出版工作记实》，《中国出版》1999年8期。
[5]《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5页。
[6]帅雨发：《瑞金中央苏区出版工作记实》。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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