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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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井冈山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工作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到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三湾改编”后，踏上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湖南农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后组成红四军，朱德担任军长，毛泽东担任党代表。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3月，红四军第一次进入福建省境内，进占长汀县城。4月，红四军回师赣南，进占瑞金、于都、宁都、兴国等县城。红军得到了赣西南地区东固、桥头，闽西地区永定溪南等革命根据地和地方工农武装的配合。1930年春，初步形成闽西根据地。1930年3月，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维埃区域，简称中央苏区，位于赣南和闽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革命根据地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1933年2、3月间，中央革命根据地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到1933年秋，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453万，党员总数约13万人。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通过开展文化工作来宣传革命。 1927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三项纪律”。次年1月，又提出了“六项注意”，随后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对其进行宣传，红军战士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写在墙壁上、包袱布上，部队还用《苏武牧羊》曲调把它谱成《红军纪律歌》，教给战士们传唱。为进一步开展宣传工作，1927年11月红军在井冈山茨坪建立了业余宣传队。
革命歌谣是当时重要的宣传文化形式。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歌谣主要由秋收起义部队带来的《国际歌》《打倒列强除军阀》等北伐时期革命歌曲，反“围剿”、土地革命和新政权建设中人民群众自发编唱并传播的歌谣组成。这些革命歌谣数量多，影响力大，如反映三湾改编的《三湾降了北斗星》（由当地民间小调、山歌腔调编唱），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雇农苦》《倒苦水》《诉苦情》《新十杯酒》等，在打土豪、分田地斗争中编写的《无钱人享太平》（用民间小调填词编唱）、《过新年》（毛泽覃、何长工诗，遂川民间歌舞灯曲调），还有《土地革命歌》《还我地来还我田》《劳苦工农庆翻身》《分田歌》等，庆祝红军会师的《朱德来会毛泽东》；歌颂反“围剿”战斗胜利的歌曲《杨如轩带花潜逃》《七溪岭战斗歌》《二羊大败七溪岭》《打垮江西两只羊》等；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宣传歌曲，如《告白军士兵歌》《白军士兵十二月痛苦歌》等。这个时期，还编了《放脚歌》《剪发歌》等革除陈腐观念，移风易俗的歌曲。[2]1928年8月，红四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红军宣传队用《空城计》曲调，新编了京剧《空山计》，来宣传胜利成果。红军重视宣传工作，“红军到达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3]这有助于群众对红军和共产党的认识。
这一阶段，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关注新形势下的理论探索工作。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从理论上的肯定了当时农村地区的革命形势，坚定了革命信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道路的理论。1929年12月，古田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总结了红军建设经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苏区建立以后，关心群众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强调文化教育在提高群众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1931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会的“训令第一号”《目前的教育任务》中明确指了苏区当时文化教育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传统的习惯，以深入思想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 [4]
毛泽东对于苏区文化教育方针、目的、任务等方面有过透彻的论述。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提出“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与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毛泽东还提出要“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5]
根据地加强了教育工作，特别是干部教育工作。1933年3月，中央根据地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主要培养党、政、工会的干部。1932年以后，还先后创办瑞金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江西第一短期师范学校、列宁团校、职工运动高级训练班、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才。苏区采取各种举措努力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他们建立了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设立识字牌、墙报，创办报刊，创作演出戏剧等。据统计，到1934年3月，中央根据地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10万人；补习学校4562个，学生约8.8万人；识字组2.3万多个，参加者仅在江西就有约12万人；俱乐部1900多个，固定会员就有9.3万多人。妇女在夜校学员中占很大比重，如在兴国县长冈乡，夜校女生占70%。[6]
为有效开展文化工作，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完备的文化组织机构。1927年11月发布的《江西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规定了苏区的文化管理单位，要求乡、区、市、县、省苏维埃都要设立文化建设委员会。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文化问题决议案》，规定：“区政府、县政府、闽西政府应组织文化委员会，计划各种文化教育之进行,”要求“各区乡应尽可能开办阅报社、俱乐部。各县应组织新剧团，经常出发表演新剧。” [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闽西苏维埃政府、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闽浙赣苏维埃政府等都设立了文化建设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中央设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省设立文化部、教育部，县设文化教育科（委员会），区、乡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文化教育工作。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立了初级教育局、高级教育局、社会教育局、编审局等职能机构。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要求将省一级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文化部改为教育部，于教育部下增设普通教育科和社会教育科，主管公共文化事业。中央教育部下设立了艺术局和巡视委员会，管理苏区的文艺工作。
为了更好地用制度管理苏区的文艺教育工作，1934年4月，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其中就有《工农剧社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和《俱乐部纲要》等。1930年5月，闽西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闽西苏维埃政府各部办事细则》，规定文化部下设的“宣传科在部长指挥之下计划社会宣传事宜，并搜集编篡各种歌谣、剧本，出版报纸刊物，检查邮政等事宜”[8]。这些法令政策有助于明确一线文艺单位的工作，有利于文艺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
注释：
[1]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2]叶福林：《井冈山时期革命歌曲的创作及传唱》,《党史文汇》2013年第6期。
[3]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页。
[4]《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第1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8-331页。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7]《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8]《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辑，1982年，第286页。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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