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论述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进行了全面表述，其中尤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发表最为瞩目。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1940年2月，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同年2月20日《解放》期刊第98、99期合刊登载该文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由《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中国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驳资产阶级专政》《驳“左”倾空谈主义》《驳顽固派》《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四个时期》《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部分组成，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进行了精辟的阐述。
1940年4月，《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刊登了张闻天在1940年1月5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大纲——《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这篇文章共分为《日寇灭亡中国的奴化活动与奴化政策》《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活动及其中心任务》《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外国文化》《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三民主义》《中华民族新文化与社会主义》《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与大众化问题》《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形式问题》《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历史发展中的特征及其前途》《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当前的具体任务》《关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其特点与工作》《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基本队伍——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广大的青年学生）》《全力为争取抗战建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部分。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对文化的基本理论，中国的旧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革命或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和特点，正确对待新文化、中国传统旧文化以及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何认识三民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文化或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地位，新文化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或原则诸问题的回答，“一出现就不同凡响，显示了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文化认识、清晰的思维和巨大的理论潜力”，“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任然无法回避它的理论指导。”[1]
1940年，茅盾（沈雁冰）在延安论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时，这样描述：“这两篇文章想来各位同志早已熟记，而且研究过了，我是到了延安以后，方才看到的。近年来，或者说，自抗战以来，关于文化如何服务于政治，我们抗战胜利以后将要建设怎样一个新的中国，新中国的新文化又是怎样一种面目、性质，以及近二十年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是向了怎样一个方向发展，目今以及今后任务是什么，——这一切有关中华民族文化百年大计的问题，似乎也有不少人士零零碎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那些意见也有不少是很好的，然而像上举两篇文章那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给了警辟的透视与指针的，实在还不曾有过。所以这两篇文章的适当其时的出现，可说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2]茅盾的评论体现出其对这两篇文章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形成过程中地位的认识。
这一时期，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面的著述还有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新阶段》等，艾思奇的《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王明的《论文化统一战线》，胡蛮的《鲁迅对中国民族文化与民族艺术的意见》，肖三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肖向荣的《八路军的文化教育工作》，尹达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吴玉章的《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潘梓年的《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和署名从贤的《现阶段的文化运动》等文章。
还有一些文章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如柳湜、嵇文甫、艾思奇等人从学术中国化方面进行了论述。1939年柳湜发表了《论中国化》，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根据、意义、本质内容、要求等。同年，嵇文甫发表了《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从理论上分析了诸如“如何接受民族传统”等学术中国化问题。艾思奇发表的《论中国的特殊性》，则从哲学理论高度研究了外国学术思想中国化的必要性、必然性等问题。而柯仲平、周扬等人则对“民族性”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进行了认真的响应和评述。1939年2月柯仲平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谈“中国气派”》；同月，周扬在《文艺战线》上发表了《我们的态度》，此后他还发表了《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9月，王任叔（巴人）发表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4月，艾思奇发表了《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1939年底和1940年初，洗屋海分别发表了《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与《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等。[3]另外，郭沫若、茅盾、王实味、陈伯达等也于《中国文化》上发表了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文章，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文化的民族性特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面重视推动科学进步，毛泽东、朱德、徐特立、吴玉章等人在这方面进行许多专业的论述。1941年8月，张闻天在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作《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徐特立作《科学教育》、陈康白作《自然科学与人生的关系》《中国历代科学发明》等。他们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诸多宣传科学的文章，以促进科学思想的传播。1940年3月15日的《新中华报》发表了毛泽东《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1年8月3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朱德的《把科学和抗战结合起来》，1941年9月24—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徐特立的《怎样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1940年12月《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发表了徐特立的《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1941年11月10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吴玉章的《在发展科学方面对于边区参议会的希望》1943年1月30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李富春的《给自然科学研究会的一封信》，1941年10月4日的《解放日报》还发表了徐特立的《祝科学园地诞生》。此外1940年2月28日的《新中华报》还发表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提倡自然科学》等文章，对于在大众间促进科学思想的认同产生了重要作用。
除毛泽东、张闻天等对文化大众化进行论述外，周文等人在文化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也作出了贡献。1940年11月，《中国文化》第2卷3期上刊登了周文的《文化大众化实践当中的意见》，这是周文表达文化大众化思想的代表作。1941年周文还组织“大众读物社”人员总结了文化大众化经验，撰写文章，汇编成《大众化工作研究》，并于1941年5月由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出版。这本包括鲁迅1930年撰写的《大众的文化》和周文撰《大众化运动历史鸟瞰》《大众化写作》在内的著述共收录13篇文章，是较全面总结文化大众化工作，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第一部著作。[4]
注释：
[1]刘辉著：《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2]茅盾：《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
[3]参见刘辉著：《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157页。
[4]刘辉著：《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值班编辑：白雪 李宽
技术支持：李馨雨
值班总编：闫金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