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特征、性质与原则。毛泽东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关系，回答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并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部分，指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属于中华民族的，具有中华民族的特性。新民主主义以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他指出中国文化要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内容上要属于新民主主义的内容。

毛泽东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强调新民主主义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对待古代文化成果方面，要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在吸收过程中要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在对待自己的历史方面，要尊重不能割断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科学地位，尊重历史辩证法发展，要引导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向前看。

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为中华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工农劳苦民众服务。他强调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毛泽东在《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部分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共产主义思想在其中的地位，指出共产主义思想当于国民文化方针中居于指导地位，努力对工人阶级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对农民和其他群众适当有步骤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在当时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指出在当时应当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且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如果没有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而且也不能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胜利。

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要能够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的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用；拥护科学真理，把握科学思想，培养科学生活与工作方法；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新文化必须是代表大众的利益，为大众解放而斗争的武器；必须为大众所接受和把握。新文化的工作者一方面要提高新文化的水准，一方面加强通俗化工作。

张闻天着重论述了马列主义在新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马列主义是能够为实现新文化全部要求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为最富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主义与学说，应是新文化中最有地位，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其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最彻底一翼的作用。社会主义（即马列主义）是西欧新文化中最进步最革命的科学，是当时最能够实现中华民族新文化全部要求的一种最富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学说。社会主义历来就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随着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而更加向前发展和提高，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成正比例。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理论、方法最彻底最科学，其理论与方法可以成为新文化运动总理论与方法的基础，其政治主张与政治纲领可以成为抗战建国最好纲领。社会主义文化是新文化中最革命、最科学的独立部分。

关于对文化的民族性论述方面，毛泽东还指出不仅重视对民族历史的学习，而且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总结，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2]对文化民族性问题，其他学者也做了专门论述，柯仲平指出：“最浓厚的中国气派，正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3]王任叔（巴人）指出：“‘气派’也就是民族的特性；‘作风’也就是民族的情调。特性是属于作品内容的……；情调是属于作品的形式的，”“无民族的情调，不能表现民族的特性；没有民族的特性，也无以表现民族的情调。中国的作风与中国气派，在文艺作品上，是应该看作一个东西——一种特征，而不是两件东西。”[4]

科学性是新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抗战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科学重要性给予了必要论述。大力强调了自然科学积极的社会功能和革命作用；提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自然科学”的主张；强调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特别重视自然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主张将两者的研究自觉结合起来，互相促进；空前的注重了自然科学的普及，继续提倡科学精神，自觉致力于科学的社会化、大众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全面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5]

这些论述涉及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时间界限、斗争对象、领导力量、队伍组成和其与世界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关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论》的《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部分明确了“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前期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之间斗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6]他指出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中国政治舞台，中国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进攻。他对“五四”后中国新文化生力军的发展做了生动描述，称“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无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7]

毛泽东将“五四”前的旧民主主义性质文化和“五四”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比较，指出“五四”以前的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属于世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对其领导落在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成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它只能由共产主义思想领导。

毛泽东进而将新民主主义文化做了细致地分期论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四个时期》部分，将1919年“五四”到1940年的中国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分作四个部分，第一个时期是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封建文化运动；第二个时期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27年，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为标志，形成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个时期“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第三个时期是1927年到1937年，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反对反革命“围剿”，使得农村革命和文化革命深入开展；第四个时期是1937年到当时的抗日战争时期，又形成了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范围较第二个时期更放大。

张闻天认为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节点在中国民主主义文化中的重要转折作用，他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指出“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转变点。“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成了决定的力量，其中工人阶级文化人与知识分子起着先锋与指导作用；新文化运动在发展迅速性方面超过了外国，但必须经过许多次的运动；每经过一次的新文化运动，都有许多新发展，影响也更加深入与扩大；新文化运动后的革命实践，发展和丰富了新文化内容，纠正了其错误与缺点，使其更能正确把握中国实际，于革命胜利过程中起更大作用；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有部门和地域上的不平衡；苏维埃地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模范，是新文化运动最可靠的根据地与支柱；愈是民主的地区，也愈是能够发展新文化运动。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胜利，必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胜利，社会主义文化将在其中起着先锋的与指导的作用。

他们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旧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的关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进行分析，强调要革除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他在该文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部分指出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8]，而新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反对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中国的旧政治经济文化是由中国半封建和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构成，以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为盟主。他在该文的《中国的历史特点》这一部分明确提出了要革除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且强调而中华民族新文化离不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与新经济。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一方面强调要全力扫除买办性的封建主义的文化，一方面指出要将旧文化中那些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发掘出来，加以接收、改造与发展，做到批判的接收旧文化，新文化不是旧文化的全盘否定。尽管张闻天强调新文化应该有新形式，但又指出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能表现新内容的中国旧文化形式。对旧形式应是批判的利用，经过改造方能适当表现新内容。他还提出要大胆利用大众熟悉与爱好的一切民间、地方形式。

对于世界上其他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将其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要吸收的外国文化范围不仅包括了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且还有资本主义启蒙时代等外国古代文化。对待一切外国的东西不能毫无批判地吸收，必须将其分解为精华与糟粕两部分，吸收精华，弃其糟粕。他反对吸收外国东西方面的形式主义，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恰当统一起来。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张闻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同样指出文化应该充分吸收外国文化优良成果，成为世界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新文化所吸收的外来文化包括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为民主与科学而斗争的文化、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的文化、苏联的文化。凡是能够满足抗战建国与新文化需要的外国文化都要吸收，要使外国文化中的优良成果，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张闻天还指出应该利用能够表现新内容的外国形式，对待外国形式要批判的利用，经过改造适当表现新内容。

这个时期的研究分析了革命文化与革命的关系，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目的和在抗战中任务。毛泽东重点论述了革命文化与革命之间的重要关系，指出“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路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9]

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指出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则是要在文化与思想意识上，动员全国人民为抗战建国而奋斗，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最后巩固新中国。当时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中心任务是更好的使新文化为抗战建国服务，在抗战建国中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张闻天提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具体任务，是要全力扩大与巩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新文化各部门、各方面，使其更好为抗战建国服务；进一步将文化普及到农村、工厂、队、大众中去；大批招收与培养抗战文化干部，并适当使用他们；建立与发展在全国新文化运动中起先锋与模范作用的文化根据地；更广泛宣传马列主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肯定了鲁迅在中华民族新文运动中的作用和贡献，称赞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忧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0]

抗日战争初期，论述当时文化运动的观点，还有1937年11月发表在《解放》周刊第1卷第23期上的从贤文章《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他从“抗战对于文化的影响”、“现阶段文化运动的任务”、“目前文化运动的内容”三个方面论述了当时的文化运动。他指出抗战时期文化运动要最积极地担负起它在抗战中应尽的任务，加紧巩固统一救亡的工作，以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要更进一步推动大众化文化运动，以动员广大的民众起来参加抗日战争；要使文化人自身紧密团结。关于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内容，他指出文化运动的内容首先就是民族的，民族文化是要能够激发民众民族意识的东西，要用历史辩证法观点来发展光大历上的优秀成果；文化运动的第二个内容应该是民主的，要借文化运动来灌输民主意识，要争取言论，集会自由，要在民众中扩大民主思想，增强自主自觉的民族意识，文化运动的第三个内容要密切地联系民众生活，成为真正通俗的大众化文化，文化人一切创作活动，应该以中国民众实际生活为内容，提出民众要提的问题，反映民众各种要求，和民众生活打成一片。

1938年5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解放》周刊第39期发表了《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它指出文化界人士的使命是需要把文化工作和抗战工作结合起来，在抗战中，保卫祖国文化，发展祖国新文化，开展抗战广大动员工作，促使抗战贯彻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应明确宣布我们是真正中国和东方文化传统继承者，要“开来”要“继往”，把民族旧文化道德改造为民族新文化道德。要强调文化新内容和旧民族形式结合，文化新内容会生出新形式，但文化旧形式的尽量利用便利于文化新内容发展，发展过程中文化新内容将不断地征服旧形式，使旧形式成为文化新内容的附属，而过渡到文化新形式。该文指出文化界人士要到民间去，发挥科学文化的教养，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并提出大量地组织抗战文化工作团；创办新内容新形式抗战报纸杂志；建立戏剧、歌曲改进会，使抗战内容与旧戏剧歌曲形式结合，激发民间抗战等。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5页。

[2]《论新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1991年第2版第533-534页。

[3]柯仲平：《谈“中国气派”》，《新中华报》，1939年2月7日。

[4]王任叔：《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文艺阵地》1939年9月第3卷第10期。

[5]刘辉著：《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131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页。

[7]同上，第697-698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95页。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8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98 页。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值班编辑：白雪 李宽

技术支持：李馨雨

值班总编：闫金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