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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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陕甘宁边区新文化运动成就的宣传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新文化运动事业蓬勃发展,《新华日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中国文化》《解放》周刊等报刊对边区文化成就及时进行了宣传。《中国文化》刊登了《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新华日报》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新文化运动的现状》等文章。
1940年1月,艾思奇在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的报告,这篇文章刊载于1940年4月《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艾思奇指出抗战文化运动上,共产主义文化思想起着进步推动的作用,充分地表现了中国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的特征。这正表示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所要求的民主主义“是以广大民众的利益做基础的,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因为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民主主义力量)的各阶级联合新民主主义政治,是适合于广大民众的斗争需要的,以马克思义的科学理论作指针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
关于陕甘宁边区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它指出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的地区,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全面抗战以后,边区在文化上成为先进地区。边区文化进步表现在广大工农士兵文化程度提高了,扫除了文盲,使得民众对抗战建国认识增高;党、政、军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不断加深;文化艺术许多部门工作很快赶上了全国的水准;艰苦奋斗工作作风普遍发扬,表现出了高度优秀民族精神和民族道德。关于边区文化对全国的推动作用,文章指出边区本身文化提高,使其成了全国抗战政治、军事理论指导与文化运动方向指示上仰望的核心;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训练了大批工作干部,分配到全国工作,对全国抗战建国斗争给予了人力上的实际推动。
艾思奇全面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教育方面、文化艺术部门、出版事业、文化干部培养等情况。边区当时已建立了抗大、女大、鲁艺、陕公、自然科学研究院、马列学院、卫生学校、青年干部训练班等一批训练抗战建国工作干部的学校。从抗战以来到当时,这些学校已训练出大批抗战工作干部,大约有二万五千多人,他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工作,特别是到前线做抗战工作,其中抗大1万2千多人、陕公6千多人、青训班1万多人、鲁艺200多人。国民教育方面,两年中间小学生增加了十倍,设立了边区中学及鲁迅师范;社会教育方面,5万人以上农民在不脱离生产的情况下受到了教育。军队中,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已经没有了文盲,地方保安部队里80%的人能识字超过200 个。文艺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以来创作了3千5百件以上宣传画、漫画、木刻、壁画等;创作小歌调曲到大合唱,共计3百个以上。出版印刷方面,边区有两个印刷厂,每月排印出版字数总计是140万以上,而边区每种出版物一般的印刷份数起码是2000份,多的一般到1万2000份。他特别强调在陕甘宁边区只有以进步的社会科学理论及抗战建国的指导理论为内容的书籍杂志,才能够允许出版,违反抗战建国言论的出版物,在那里没有地盘。对文化干部的团结、动员和培养方面,边区非常尊重外来的文化和各学科专家,尽力帮助他们工作,发展他们的所长;对于青年知识分子,边区一律给与学习的机会,帮助他们找到工作。
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成就的原因,《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指出边区文化快速发展是因为,边区政权是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的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边区实行了抗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边区施行的政治、文化政策纲领以马列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原理;边区政权在政治上继承了过去革命阶段中的优良传统,在文化上发扬了工农民主革命时期的大众文化工作作风。
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发展的任务。它指出边区文化努力的目标是进一步地提高边区文化的各部门,使它更有效地、能为抗战建国的斗争任务而服务,包括提高马列主义的理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提高艺术工作质量,民众文化水平等;进一步努力与全国团结:加紧对外宣传,继续编辑理论学术丛书,继续向前线派抗战文艺工作团,开展国际宣传工作,与全国各文化团体联系等;团结培养文化工作干部:更好帮助文化人工作生活,培养工农出身的文化工作干部,号召边区外文化工作者到边区来工作等;健全边区文化协会的组织及工作:改造文协组织,整顿各文化团体,加强文协与各地区联系等。
1941年1月7日和8日,《新华日报》连了署名惊秋的文章《陕甘宁边区新文化运动的现状》。这篇文章对边区新文化动的发展成就进行了宣传。重点宣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党委等在帮助开展大众文化工作方面所的付出和成效,指出他们系统编行通俗的文库、画库,宣传抗战理论、日常自然科学常识和革命故事等等,每一小册印刷达五千至万份以上。文协成立了大众读物社,创办了《边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普及通俗常识,指导群众写作,并于边区各乡村普遍地建立通讯网,收集稿件和群众对读物反映,推动大众化运动。当时的报刊宣传了边区的学术研究情况和文艺发展工作,《陕甘宁边区新文化运动的现状》指出,1938年边区成立新哲学会、自然科学研究会、时事问题研究会、普遍的学习运动与专门的研究小组等。延安主要文艺工作领导机关——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开展的工作包括成立抗战文艺工作团,有计划的组织作家上前线;组建文艺小组,在延安以及附近,各个工厂、机关、学校差不多都有文艺小组的组织,仅在当时组员已达有520多人;成立文艺顾问委员会;创办《大众文艺》与《新诗歌》等杂志。延安在戏剧歌咏等方面发展很快,建立的剧团有烽火剧社、抗战剧团、民众剧团、鲁艺实验剧、业余剧团、青救总剧团、抗大剧团、陕公剧团、鲁艺评剧团等,演出话剧、活报、秦腔、舞蹈等,仅1940年7、8月间演出的戏就有《日出》《雷雨》《婚事》《钦差大臣》《魔窟》《一年间》《塞上风云》《蜕变》《佣户》等。为推动戏剧发展,当时的延安还成立了旧剧研究会、鲁艺评剧团,演出的戏有《讨渔税》《法门寺》《王佐断臂》等。延安在歌咏方面,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音协会开办《声学》《口琴》两个业余训练班培训歌咏人材。边区的美术发展成果丰硕,鲁迅艺术文学院开设了美术工厂,专门创造提供石膏雕塑、木刻、建筑模型、设计等,其作品如马、恩、列、斯石膏头像,鲁迅、高尔基像浮塑,均为各方面所赞赏。
《新华日报》大力宣传了陕甘宁边区新文化工作开展的状况,指出文化人文化工作者进入边区,边区文化团体也增加起来,这些文化团体包括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全国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中苏文化协会延安分会、全国世界语协会延安分会、中国新文字运动委员会、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蒙古文化促进会。此外中华全国戏剧协会、美术协会、音乐协会等在陕甘宁边区都设有分会,并领导和推动着延安及边区的戏剧、美术、音乐活动。[2]
《新华日报》向外界介绍了延安丰富的报刊,宣传了延安出版事业的突飞猛进,它指出当时两大印刷厂的每月生产量,在300万份至400万份之间,印刷纸张除一部分报纸外,主要是边区造纸厂供给的土纸。它详细列出了当时延安出版的报刊,包括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解放》,边区文化协会编的月刊《中国文化》,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的月刊《八路军军政杂志》,新中华报社编的三日刊报纸《新中华报》,新华通讯社出版的日刊《今日新闻》,文抗分会编的月刊《大众文艺》,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编的月刊《中国青年》,中国中央妇女工作运动委员会编的月刊《中国妇女》,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编的月刊《中国工人》,中共边区党委宣传部编的《团结》,文协大众读物社编月刊《大众习作》和周刊《边区群众报》,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编的月刊《前线画报》,八路军军医处编的月刊《国防卫生》,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编的旬刊《敌国汇报》,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文摘》。这篇文章还介绍了当时还出版的油印刊物,如青记学会、新华通讯社合编的《通讯》,世协分会编的《延安世界语者》,新诗歌会编的《新诗歌》,八路军通讯学校编的《通讯战士》,西北青年救国会《青年工作者》等。[3]
《新华日报》对国统区介绍了边区文化人的生活状况,指出一般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有安静的工作环境,住较舒适的窑洞伙食方面也略有优待,衣食住等一切生活条件都由公家供给,在延安出版的稿子,一律给予每千字一元的稿酬。延安成立了文化俱乐部,是一般文化活动的重要地点,它每星期六日晚上常常举行音乐会跳舞会以及小型游艺晚会等,比较上说,尤其是文化人的生活还算舒适。[4]
《新华日报》的文章介绍了吴玉章和中国新文字运动委员会在陕甘宁边区推广新文字的工作,介绍了延安的世界语运动。指出到当时学习新文字的干部已达一千多名,出版了新文字自修课本、新文字图表、新文字初级教科书等。《新华日报》还宣传了延安对鲁迅的学习和纪念活动,它指出在延安鲁迅的品格成为了每一个革命青年尤其是文化工作者修养的模范,鲁迅的语言被引作政治报告中最确切的补充例证,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的见解被作为研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基本遵循;延安的文协“鲁迅研究会”编了《鲁迅选集》第一卷。
注释:
[1]艾思奇:《抗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1940年4月《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
[2]《陕甘宁边区新文化运动的现状》,《新华日报》1941年1月7日和8日。
[3]《陕甘宁边区新文化运动的现状》,《新华日报》1941年1月7日和8日。
[4]同上。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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