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西安事变时期和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宣传政策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西安事变时期和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宣传政策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重视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宣传工作。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代表刘少奇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宣传方针，指出：（一）西安事变，蒋介石释放，张学良赴南京被扣押以及对此案之处置，均系国民政府内部问题，本党主张和平解决；（二）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本党一律反对；（三）本党站在公正的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四）本党主张国民政府在张氏（张学良）特赦之后，即应命令张氏（张学良）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蒋介石）张氏（张学良）共同救国的意见；（五）如国民政府企图以武力解决东北军，内战应由国民政府完全负责；（六）本党将继续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而奋斗。[1]

193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针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所提出的要求和保证，指出：“我们要求国民党实行下列各条：（甲）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数对外；（乙）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丙）召集各竞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丁）迅速完成对目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戊）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保证实行上列各条，即是说国民党放弃他们过去的老政策，采取了上述的新政策，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在全国形成了，对日抗战就有了基础了。”“我们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之目的，愿意向国民党及全国保证实行下列各条：（甲）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乙）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国民政府及军委员会之指导；（丙）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丁）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上述各条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这个让步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个让步就不便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便于迅速实现对日抗战，这是中央前年十二月决议案与去年九月决议案的具体施行步骤之部分。”“（八）苏区中苏维埃制度取消，施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并不能放弃工人农民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而要继续保障之。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份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而要继续保障之。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并不能快复苏区土地剥削制度，而要继续保障土地在农民手中。但在全国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必须没收汉奸分子的土地。（九）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以来，一贯执行的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以来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仅能执行这样的路线。一九三五年党的八一宣言及十二月决议案以来我们一贯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与为着彻底执行此路线，现在又提出取消苏维埃制度与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能够执行这样的政策。（十）总之中央的政策是从团结全国抗日救亡的历史任务出发，从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出发，全党的同志都应彻底了解中央的政策，团结在中央政策的周围，为民族的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而斗争”[2]

1937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1937年2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1937年2月10日，为了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此次会议后，国民党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

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中，指出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对共产党问题上提出了四个条件，“他的四个条件与我们给三中全会的通电原则上是相当接近的，因此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确定。”这一《宣传大纲》提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1.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抗日的救国的方针，对于民主权利的实现与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要环绕在抗日的问题上。2. 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利用批评的武器，善用一切适当的斗争方法，提出自己的正确的主张，批评朋友的每一个动摇，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3.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作，培养每个地区的坚强的，独立的干部。4.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了解新策略和新的工作方式。5.发展党内民主，提高党员干部积极性、自动性、警觉性。6.加强党内的思想斗争，反对“左”倾，因为这种倾向将使党离开群众，因为他客观上是帮助敌人来破坏民族抗日统一战线。”[3]中共中央所进行的一系列宣传表明了观点，对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和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注释：

[1]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二十世纪通1901 - 2000》，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2366页。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3]同上。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