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组织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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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组织和工作

中共中央宣传部是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为了统一领导中央直属各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适当调剂各学校的教员、教材、教学，有计划地招收新生，领导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干部教育工作，1939年2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张闻天（1939年2月-8月），副部长李维汉（1939年3月-8月）。1939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合并，称为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1]1940年10月，又改称中共中央宣传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定，中共中央宣传部由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的宣传委员会管理。中共中央宣传部内设编辑所，翻译及编著马列主义著作、苏联及其他外国的著作，编著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著作及课本。1937年7月到12月凯丰任部长。1937年12月到1942年1月，张闻天担任部长。1941年到1943年，凯丰代理部长。1944年到1945年6月，陆定一担任部长。这个阶段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有杨松（1937年12-1940年1月或2月）、陈昌浩（1937年12月-1939年8月）、吴亮平（1937年12月-1938年9月）、李维汉（1940年1月或2月-1945年6月）、徐特立（1942年1月或2月-1945年6月）、赵毅敏（1943年3月-1945年6月）。[2]

延安时期宣传部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领导工作。194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明确指出宣传部所负责的领导工作：“凡关于国民教育、党内教育、文化工作、群众鼓动、对敌伪宣传、出版发行、通讯广播等工作均应受宣传部的直接领导。” [3]并提出各级党组织都应设立宣传部（科或股），统一同级党的一切宣传鼓动工作。

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做出了《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对于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结构和所负责工作做了明确规定，指出各根据地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宣传部须设宣传科、教育科、国民教育科、出版发行料，此外还应设立编审委员会及文化委员会，党报委员会在一般情况下亦可归宣传部管理。宣传科管理党外宣传、鼓动工作及研究敌、友的宣传政策等；教育科管理党内教育工作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科管理国民教育工作；出版发行科管理出版发行工作；编审委员会管理编审工作；文化委员会管理文化工作。根据地的地委、县委两级宣传部主要分设宣传科和教育科，教育科管理党内教育和国民教育，宣传科管理其他工作，教育科和宣传科须设有必要数量的干事。区委宣传部不分科，设干事若干人，分别办理各项工作。秘密党组织中省委以上宣传部必须设立文化委员会，县委和市委以上宣传部必须有专人管理宣传、教育与出版发行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机关中宣传部门的组织机构中，教育工作必须同一般宣传工作分开，高级政治机关中有设立文化文员会与编审委员会的必要。[4]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任副部长。8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6年11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廖承志主管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兼任宣传部副部长。宣传部内设编审科、学术历史组、教科书编写组等部门。1947年3月，宣传部撤离延安后，陆定一随中共中央留在陕北工作。徐特立到晋察冀边区，随中共中央工委工作，廖承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主要负责新华社工作。为了组织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和组织文艺作品评判工作，宣传部于6月设立教育研究室，8月设立文艺作品评判工作筹备小组。教育研究室主持人为徐特立，文艺作品评判工作筹备小组负责人为周扬。[5]

中宣部大力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精神。为了加强干部教育，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了30多个重要文件，从组织制度上规范了干部教育工作。1938年中共中央在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40年1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马列主义教育”；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94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着重指出了在教学中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同日，中央政治局还发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为贯彻中共中央的决定，193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规定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坚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1940年8月，发布了《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1940年10月，发出了《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1941年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这些重要文件对干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学组织进行了规范，使干部教育机制更加符合抗战需要、边区实际和干部需求。[6]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后，中央宣传部在3月3日召集部务会议，讨论了对这一决定的具体执行办法。会议决定了学习范围，在业务、政治、文化、理论四种教育中首先从业务与文化、教育着手。学业务者，同时学习时事政治。学文化者，确定文化教育为主，时事政治教育为辅。决定由罗迈（李维汉）负责筹划干部的业务教育，由宣传科搜集建党以来的宣传事件，出版《党的宣传资料》，作为宣传工作经验的总结，宣传政策的研究，并编印马恩列斯论宣传一书。会议还讨论了以后干部教育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7]

为加强延安中央直属各系统在职干部教育工作，中宣部根据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搜集各有关机关具体材料，作为研究业务教育额参考，以提出进行业务教育的具体办法。为开展中央直属机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宣部决定将杨家岭划为文化教育的试验区。为开展在职干部教育的考核测验，建立考试制度，中共中央还决定了由中宣部成立考试委员会，加强在职干部的教育。[8]

中共中央宣传部高度重视党内教育和国民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党内教育，中宣部1940年10月做出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1941年5月做出了《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支部教育的指示》等决定。为促进国民教育和机关的政治教育，1940年11月中宣部做出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小学教育的指示》，1942年9月做出了《关于联大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1944年2月做出了《关于延安一般机关学校政治教育的通知》等，有力地指导了各抗日根据地国民教育和机关政治教育。

中共中央宣传部重视开展整风工作。1942年2月8日，中宣部召集干部会议，厉行整顿文风。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凯丰等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党内外高级干部与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干部800多人。会上毛泽东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讲。[9]为推进整风工作的开展，1942年1月26日中宣部做出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指明本部（中宣部）宣传要点，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这一期的宣传要点强调去年内（1941年），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毛泽东根据中央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该《宣传要点》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1942年2月，中宣部做出了《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要求各级宣传部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党性、调查研究、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与在职干部教育、高级学习组等决议及毛泽东的有关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宗派主义、整顿学风、整顿党风、整顿文风、反党八股等演说彻底改造宣传教育工作，广为宣传解释，贯彻党的路线和思想。《指示》还要求各级宣传部门检查干部学校教育，检查在职干部教育，检查报纸刊物，务必达到在党的全部工作中贯彻中央的这一思想。1942年6月，中宣部做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有计划的领导整顿三风学习运动。该《指示》规定了整顿三风学习运动应采取的具体办法。中宣部还做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1942年4月16日）等文件，以指导全党的整风工作。

中共中央宣传部重视新闻出版广播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1941年7月4日）、《为改造党报的通知》（1942年3月16）、《关于广播、报纸宣传方法问题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电》（1945年12月10日）、《关于广播、报纸宣传方针的通知》（1946年3月8日）等；关于宣传鼓动方面，中央宣传部做出了《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纲领》（1941年6月20日）、《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1941年7月10日）等。

中宣部对于国内、国际问题的宣传工作经常给予指示。1941年8月2日，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为苏德战争第六周战局及中国国内形势；1941年8月16日，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为欧洲战局日本政策估计、加强调查研究工作；1941年8月26日，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为苏德战争形势和发对亲日派反苏反共阴谋；1946年7月21日，中宣部做出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对美宣传中的政策问题的通知》等。为加强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中宣部1941年5月做出了《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1943年7月做出了《关于广泛印发<评“中国之命运”>的通知》，1946年1月做出了《关于停战后的宣传方针的通知》等，指导着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为加强反敌伪宣传，1941年3月中宣传部做出了《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等。此外，中宣传还下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阶级教育问题的通知》（1943年10月21日）等文件，指导相关工作的开展。

中宣部采取各种措施，有力推动了文化工作的开展。1940年1月20日，中宣部召开文化工作委员会议，洛甫（张闻天）、吴玉章、周扬、艾思奇、陈康白、杨松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文化委员选举及文化俱乐部等工作。[10]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宣部的工作有力推动了延安时期党的文化工作的开展。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一）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二）展开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除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三）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一般地应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中心。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四）讲话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要普遍深入宣传。

为进一步开展好对文化人和文化团体的工作，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做出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宣部很重视宣传部门组织建设工作,1940年10月做出了《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中宣部关心教育界统一战线工作，1940年10月做出了《关于向全国教育界各小派别小团体推广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这些对于促进当时的文化工作产生了一定作用。

注释：

[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2]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7页。

[3]《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4]《中央宣传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7-509页。

[5]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四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9页。

[6]康井泉：《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学习时报》2015年09月14日。

[7]《解放日报》，1942年3月6日。

[8]《解放日报》，1942年3月5日。

[9]《解放日报》，1942年2月10日。

[10]《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171页。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