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延安文抗的进一步发展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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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抗的进一步发展

1941年6月，延安文抗和边区文协关系发生了变更。延安文抗由边区文协的一个团体会员改为独立工作团体。《解放日报》报道说“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过去本系边区文化协会之一团体会员，但同时又受重庆总会之领导，至工作之进行多所混同。加以最近总会、大后方、敌后方文艺界同志多人转来延安，延安文艺界规模扩大，因而工作需要作进一步调整。今经决定，边区文协……工作中心，在于开展边区文化工作。延安文艺界诸同志，将团结于延安文抗分会之组织下，独立进行工作，直接受总会之领导。”[1]

此后，延安文抗接管了边区文协杨家岭会址等，在领导文艺工作方面发挥了更重要作用。《解放日报》上刊出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启事》中指出：“本分会为开展文艺工作，团结从事文艺创作及文艺运动同志，决自本年七月一日起，改为独立工作团体，接收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原有杨家岭会址、财产及一部分有关文艺工作，正式启用印记，开始办公。嗣后凡有关于本会信件往还及事务接洽，均请迳函或移驾杨家岭本分会为荷。”[2]

1941年8月3日，文抗延安分会在杨家岭礼堂召开了第五届会员大会。这届大会报告了延安文抗四年来的工作，讨论了会章，选举理事等。会章中明确了延安文抗“以联合在延安文艺作家，共同坚持对日抗战，坚持全国作家团结，力求文艺工作之活跃与进步，推进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并保障作家权益为宗旨。”会章对会员条件做了规定，指出“除总会留延会员为本会当然会员外，凡曾任在国内外各杂志报章或单行本发表过创作，文艺理论批评，文艺翻译，赞同”文抗延安分会宗旨，愿遵守其章程，经会员二人介绍，理事会通过者，就能够成为其会员。这次大会共选举理事27人，包括丁玲、欧阳山、青、萧三、柯仲平、周扬、周文、吴伯萧、何其芳、艾思奇、萧军、刘白羽、刘雪苇、草明等，选举严文井、张庚、陈学昭等五人为候补理事。[3]

截止第五届会员大会时，延安文抗在工厂、机关、团体、学校、部队等四五十个单位中成立了85个文艺小组，其派出抗战文艺工作团前后六组共22人，“足迹走遍了整个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深入到北平、天津、高碑店……敌人后方”，其文艺顾问委员会组织文艺讲座、文艺座谈会20至30次，阅稿400余篇，它们还编辑了《文艺战线》《文艺突击》《大众文艺》《中国文艺》。延安文抗会员还组织了文艺月会，主办了星期文艺学园。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中，延安文抗积极开展学习工作。成立了“学习分会，由郑文、丁玲、刘白羽、黑丁等五同志组成，通过学习计划，检查制度及学习纪律。规定每日下午为阅读文件时间。”延安文抗将学习与当时文艺界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展开研究与讨论，该会党与非党作家热烈参加编组学习。[4]对于延安文抗学习党风文件的情况，《解放日报》刊载道：“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风学习比学风学习进了一步，尤其从反自由主义以后比较更深入、细致，而且逐步克服了拿空洞当原则，拿琐碎当具体的倾向，获得了鲜明的成绩。他们运用了中心反省的方式，全面的、有系统的、用科学方法，给小资产阶级思想以无情的解剖。……在学习民主与纪律时，有了新的理解，过去不少党员作家认为遵守纪律，只是遵守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的纪律，可以不遵守支部的纪律，这个错误的观点改变了，而且认识到：整个作家的纪律则需要从我们作家的创作方向，是为大众抑是为个人上面来决定。他们对小资产阶级的‘人性’，和无产阶级的党性也做了明显的划分，粉碎了所谓‘气质优美’的观点。在学习《论党内斗争》时，解决了什么是原则论争和无原则的纠纷，这里他们联系延安文艺界所存在的一些实际情形，部分作家有很深刻的反省。……因此，对于政治生活要抱更大的热情。这已是普遍的感觉。” [5]

1943年，延安文抗作家相继下乡，文抗分会结束了会址。《解放日报》报道称文抗延安分会驻会会员，为响应中央文委的“文艺与实际结合，文艺与工农结合”的号召，已纷纷下乡工作，故原有会址，已无维持必要。闻该会工作会议已决定自五月一日起，将原会址结束，并设通讯处于边区文协。此后一切公私函件，都可寄交边区文协柯仲平同志负责收转。”[6]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延安文抗登记会员，分区选举，选出了周扬、艾思奇、沙可夫、丁玲、柯仲平、吕骥、艾青、萧三、张庚、贺绿汀、何其芳、马健翎、古元、塞克、刘志仁、徐懋庸、舒群、李伯钊、萧军、吴晓邦、江丰、罗烽、陈波儿、吴印咸、刘芝明25人为理事，陈学昭、陈荒煤、张季纯、欧阳山、周巍峙、杨醉乡、王曼硕、蔡若虹为候补理事。延安文抗举行新理事会全体会议上，贺绿汀、艾青、周扬、丁玲等提出组织文艺工作者上前方的问题，认为具体计划、组织、帮助大批文艺工作者上前方，应该成为延安文抗当时最中心的工作。[7]

这次理事会后，延安文抗发起与组织延安文艺工作团，开赴解放区，进行各种文艺宣传工作。工作团分为两个团，分别由舒群、艾青率领。1945年8月24日，延安文艺界为文艺工作团举行欢送会，周恩来、彭真、林伯渠等中共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周恩来“恳勉去前方的同志要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政策和鲁迅的方向。坚持文化统一战线政策。……他号召大家在新时期更须长期埋头苦干，不求急于出名，不怕默默无闻。到了新区，尤须防止骄傲”。彭真指出：“文艺工作者经过思想改造，从而使文艺普及工作在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创造”。他提出要把文艺普及到新解放区和全中国去，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更应深入群众，即使进了大城市，也应准备到工厂、到贫民区、到矿山去；要求他们和当地干部结合，要虚心当他们的小学生，反映当地群众的生活。林伯渠代表陕甘宁边区人民，对文艺工作者数年来的努力和成绩，表示感谢，并恳切嘱诫大家“要兢兢业业，迎接新形势，争取和平民主、团结。” [8]文艺工作团到前方后，认真开展宣传文化工作，完成了使命。

抗战胜利以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45年10月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简称“文协”）。12月23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也相应地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协”。延安文协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47年3月。延安文协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文化活动，如1946年元旦举办木刻展览会，1946年8月与边区文协联合创刊《延安文艺》《延安生活》，组织文艺工作组、宣传队、秧歌队开展宣传工作等。他们为推动边区的文化工作作出了很显著贡献。

注释：

[1]《解放日报》1941年6月19日。

[2]《解放日报》1941年7月2日。

[3]参见《中国文化》第三卷第二、三期，1941年8月20日。

[4]《解放日报》1942年5月1日。

[5]《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8日。

[6]《解放日报》1943年5月1日。

[7]《解放日报》1945年7月27日。

[8]《解放日报》1945年8月25日。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