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延安时期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工作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工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很重视马列主义的研究和学习工作，1938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他还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2]，以加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进度。

1939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张闻天兼任部长，李维汉担任副部长的干部教育部，负责干部学习教育等工作。193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各宣传部应以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党的建设和游击战争作为教育计划的中心内容训练干部；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刊物的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研究会及读书会等。1940年中央分别就干部学习和在职干部教育连续发出一系列文件，对干部学习提出了诸多要求。这其中包括《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月3日）、《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2月15日）、《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3月2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8月13日）、《中央宣传部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0月16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10月17日）、《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10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10月25日）。《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明确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天学习两小时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不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学习，从而掌握理论武器，指导中国实践。1941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高级学习组（又称高级研究组）的决定》。高级学习组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决定》指出高级学习组要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中国共产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此克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思想，发展革命理论。理论学习和研究方面，规定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共10件，包括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结论及闭幕词、《联共党史》结束语、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艾思奇译的《哲学大纲》第八章、李达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的第六章等。通过学习和研究旨在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

延安时期重视干部的马列主义学习，在干部教育课程中安排了大量马列主义课程。根据1940年3月《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3]，干部教育分为甲乙丙丁四类，分别针对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工农出身的新干部。甲类课程包括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要求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丙类先开设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则要求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对于那些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学习过程中以《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为课本，以马列主义原著为主要参考书。延安时期，针对干部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够正确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抗日根据地）规定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于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的学习，借以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种极端恶劣的毛病。在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方面，要求必须使学生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必须全力注意使学生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这种实质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学习。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

中高级干部的学习遵从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论理材料，以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采取高级学习组与中级学习组的办法，以自学为主，加以集体的讨论与指导。[4]

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方法，以个人自习为主，而个人自习又以独立思考问题为最重要。在学习上提倡养成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习惯，同时又允许存在其它的学习方式和方法，如小组学习的方法。学习小组一般的都是按行政单位和文化理论水平的标准编制的，一般的没有秘密性的课程，让非党干部与党的干部编在同一小组内学习。按要求学习小组长应该具备“本人学习积极，经常关心别人的学习”和“文化和理论水平上都较高”两项条件，他们的职责包括：1、搜集并分配所指定的参考；2、督促组员按时阅读、上大课、听报告；3、检查笔记、讨论提纲和个人学习计划；4、按期召集讨论会或座谈会；5、设法解决组员在学习中的疑问与困难，监督学习纪律的遵守；7、定期检查本组学习的状况，传达上级的意见；8、与指导员取得密切的联系。[5]学习小组在推动延安的马列主义学习和研究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期间陈云和张闻天领导的小组堪称模范学习小组。前者“就书论书”，每周读一章或半章，要求每句都读懂，连读二、三遍，做笔记，开讨论会时，逐页质疑，质疑后，由报告人报告，然后讨论，然后由指导员作结论。他们用这种方法研读了《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哲学选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等经典著述。后者有研究提纲、指定的参考材料、报告、结论，指导员等，研修形式多样，不仅有一般性的报告，也插入专门性质报告和问题的发言。这个小组注重独立思考和生动的辩证，很少形式上的拘束，其采取的方法倾向把研究引导到开展和深入上。

中央宣传部对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实行统一的领导，总政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及中央直属党委宣传科负责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直接组织、检查、督促与领导。为推动在职干部对马列主义的学习，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教授和指导方法，如中宣部在马列主义、中国问题课前发下了一部分大纲和提纲，并在大纲和提纲上指定有最低和最高限度的参考书；从各单位负责干部和甲类干部中选出一批指导员，指导乙、丙两类干部的学习；设立顾问团，中宣部组织了马列主义、联共历史、中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时事问题七科的学习顾问团，每科由理论较高的同志数人担任问题的解答，其中有一人负主要的责任；建立巡回教育站，巡回教育站的教员，都是马列学院研究室的研究员。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抗日根据地的各级组织和政府、各级教育机关很重视在干部学校和普通教育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力的推动了马列主义在革命干部和青年学生中的传播，通过学校政治教育加强了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力度。中共中央先后恢复并创办了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等17所干部教育学校，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干部学校教育体系。它们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都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张如心、艾思奇、范文澜、何干之、王学文、成仿吾、吴亮平等一批具有相当深厚马列主义造诣的知识分子在各个学校传授马列主义，教材上也直接选用了马列主义的著述。1944年，《中央宣传部关于延安一般机关学校政治教育的知》指出延安一般机关及若干学校1944年的政治教育，以配合审查干部、坚定革命立场为主要任务，为此目的，特选印关于中国问题基本常识与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文件十余篇，以供学习之用。所选文章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列宁的《论国家》《论民主与平等》和《论共产青年团的任务》，斯大林的《论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联共党史》中的《布尔塞维克是怎样形成的》，季米特洛夫的《在莱布齐法庭上演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通过对学校和机关开展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一步巩固了马列主义的宣传和教育成果。

注释：

[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2-533页。

[3]参见《共产党人》第六期。

[4]《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1942年3月2日《解放日报》。

[5]《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学习生活》（1941年）。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