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延安时期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工作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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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工作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重视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为延安中央研究院。该院被定位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1943年5月4 成为中央党校第三部。中央研究院共设九个研究室：中国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中国教育研究室、中国文艺研究室、中国新闻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和俄文研究室。

延安时期成立了一批社会科学团体，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当时由中共中央主管的社会科学学会包括延安新哲学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党建研究会、延安鲁迅研究会。还有一批社会科学学会由陕甘宁边区管理，他们包括国防科学社、边区国防教育研究会、世界语协会延安分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日本问题研究会、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1938年6月的延安新哲学研究会成立，专门从事研究与学习哲学问题。此外，这些学会的研究领域还包括政治、经济、语言、新闻、民族国际问题等诸多方面。其中研究政治的有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党建研究会、日本问题研究会等。

第一节 哲学研究

中共中央重视哲学工作，加强哲学教育，开展哲学研究，出版哲学著述，促进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哲学事业的发展，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哲学更有效地为中国素事业发挥作用。

一、加强哲学研究的组织工作

中央研究院高度关注哲学研究工作，它云集了一批哲学家，如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中国政研究室主任哲学家张如心等。作为中共中央的专门研究单位，研究院投入相当大力量开展哲学研究，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将重点放在研究中国哲学方面，制定了撰写《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的计划。1942年，他们组织了《思想方法论》的编纂工作，从接收任务到成书仅用了一多月，这部书是研究院在哲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治和学术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哲学研究小组的工作。延安时期成立了一些哲学研究小组，有利于对哲学的探讨和研究，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成立于1939年上半年，由毛泽东、艾思奇、陈伯达、和培元、何思敬、杨超等人组成，这个小组每周召开一次会议，一直坚持了三个多月，召开会议的地点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花了不少时间讨论“实践论”、“矛盾论”的问题。[1]1940年春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以张闻天为组长的哲学小组，朱德、李维汉、徐特立、柯柏年、萧劲光、莫文骅、于光远、等数十人参加了这个小组，指导员是艾思奇。这个小组每周开会一次，主要讨论艾思奇拟的研究提纲和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2]，张闻天经常在讨论会上进行系统发言。[3]这个小组一直坚持到1941年春天，而且被评为了延安干部学习的模范小组。这一时期，陈云也领导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这一小组有计划地学《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哲学概论》等著作，重点学习了《唯物史观》。这个被评为中央机关模范学习小组的哲学小组，每周开一次会，成员每周阅读一定章节，会上报告人报告，联系实际问题开展讨论，最后由指导员作结论。陈云领导的小组一直坚持了5 年。[4]此外，当时还组织了以毛泽东担任领导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主要研究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1940年，于光远、徐特立、何思敬等组织了“自然辩证法讨论会”（又称“《反对林论》读书会”）；吴玉章组织了“自然科学研究会”，该会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学习一些哲学问题。

1938年，毛泽东提出成立延安新哲学会。6月，召开了新哲学会成立大会，[5]大会通过了《新哲学会缘起》，并于1938年9月在《解放》周刊第53期刊登。《新哲学会缘起》指出：“为了要使理论更有实际的指导力量，在研究上不但要综合眼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些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毛泽东、陈云、张闻天、朱德、徐特立、李维汉、萧劲光、艾思奇、范文澜、张如心、吴亮平、何思敬、和培元、周扬、陈伯达等参加了延安新哲学会的活动。1940年6月，新哲学会在延安文化俱乐部举行第一届年会，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艾思奇、张仲实、何思敬、周扬、杨松、萧向荣、郭化若、冯文彬、和培元、范文澜等50多人参了这次年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发言，指出：“今年开过了这个年会之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的条件比过去好了，有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汇聚在这里。必须承认我们现在的理论水平还是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新哲学会的前途是光明的。”[6]《新中华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均对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加以报道，《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报道的大标题是“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副标题为“两年来：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影响及于全国各地”，《新华日报》（1940年8月1日）报道的标题是“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副标题为“毛泽东等均发表意见，会期三月每周读论文一次”。

第一届年会上，张闻天提出新哲学会要与反对辩证唯物论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应更多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以克服革命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缺陷；研究与实践斗争更密切的联系起来，使新哲学会的研究成为生动的、实际的、有兴趣的工作，不是死板的、条文的、公式的背诵；新哲学会今后应推动各地研究新哲学的活动，供给他们研究的材料、通俗化的读本，以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7]朱德在延安新哲会举行第一届年会上说前线同志听到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很高兴，引起了研究新哲学的兴趣。因此，两年来“辩证法大大的发展了，在华北以及全国的一切进步地区，都研究着新哲学，现在许多干部都能把哲学上的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他希望延安哲学家多到前线去，帮助和推动研究新哲学，希望延安同志，多作些简短通俗的哲学小从书，供给前方。[8]

延安新哲学会举行的第一届年会上，艾思奇宣讲了《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陈唯实宣讲了《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范文澜宣讲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何思敬宣讲了《黑格尔的逻辑》，郭化若宣讲了《军事辩证法》，和培元宣讲了《形式逻辑学辩证法》，陈伯达宣讲了《中国近代哲学思潮》，周扬宣讲了《契尔那夫斯基[9]的美学》等。新哲学会年会规定，每周开会一次，会期拟定为三个月。新哲学会与哲学研究小组关系密切，新哲学会成立后许多机关学校成立哲学研究小组，通过报告和讨论，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法，提高了各级干部理论修养。新哲学会成员研究方面，成绩突出，除毛泽东几部伟大著作外，其他同志也有论文发表。新哲学会还与重庆中国学术研究会取得联系，交换书报，帮助延安以外学术研究团体。新哲学会还致力于帮助各地研究新哲学的团体，注意专门问题的研究，将研究工作与实际政治任务配合等工作。

二、知识分子哲学研究成就

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研究成果丰硕，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等哲学著述。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在哲学研究和宣传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延安，一些知识分子在宣传、教学和理论研究等相关部门担任重要工作，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和研究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艾思奇到延安后出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会秘书长、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国文化》杂志主编等职务，还从事过哲学教学工作。张如心在延安担任过延安抗大主任教员、军政学院教育长、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延安大学副校长等职务。何思敬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中央军委编译处译校，延安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延安新哲学会负责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领导成员等职。到延安后，陈伯达担任过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当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因此陈伯达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办公室副秘书长），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陈伯达出任秘书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陈伯达被任命为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他还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

1939年5月，艾思奇编辑的《哲学选辑》在延安出版。该书主要辑录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教程》《社会学大纲》《新哲学大纲》等资料，全书共28万字。该书的附录二，是艾思奇为中宣部哲学学习小组学习撰写的《研究提纲》。《研究提纲》102页，占到全书的近五分之一，它是一个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提纲，根据恩格斯的辩证法三个规律来讲。艾思奇还发表了一系列哲学研究的文章，包括的《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1939年8月《解放》第82期）、《孙中山的哲学思想》（1938年4月《解放》第33期）《共产主义者与道德》（1938年9月《解放》第51期）、《哲学的现状和任务》（1938年4月武汉《自由中国》创刊号）、《论中国的特殊性》（1944年2月《中国文化》创刊号）和《反对主观主义》《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等文章。《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一文强调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将理论与革命实践密切结合。《哲学的现状和任务》第一次明确提出“哲学的中国化”这一概念，指出“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10]另外，他还翻译了列宁的《哲学笔记》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他所编写的书主要有《哲学选辑》《辩证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哲学大纲》《社会学大纲》《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等。

哲学家、法学家何思敬是新哲学会负责人之一，延安时期何思敬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哥达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国民经济批判大纲》等，列宁的《论托尔斯泰》和黑格尔的一系列哲学著述，并受毛泽东的委托翻译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研讨会，何思敬翻译讲义，逐章介绍。参加研讨会的莫文骅回忆说：“学完之后（也许在学习中），毛主席便写《论持久战》”。“何老在帮助毛主席理解克氏这部难读的书，是有一定贡献的，也是间接在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中出了一点力。”[11]1939年，他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在延安出版，被列为当时干部必读书之一。1943年8月，他在《解放日报》发表《驳蒋介石法律观》，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还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

当时担任毛泽东哲学秘书的和培元，除了参加哲学小组活动，担任哲学课的教学外，还撰写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和《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等文章，他在《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一文中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的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践的结合，这是毛泽东同志指示给我们和示范给我们的方向，……彻底贯制这个方向，才能使辩证唯物主义真正中国化”。[12]此外，他还编纂了《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陕甘宁边区实录》等[13]。陈伯达善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在这方面发表了许多文章，如《墨子哲学思想》《孔子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哲学的开端》《关于知和行问题的研究》《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等，他还撰写了《墨子新论——一个伟大的原始唯物论者和原始辩证家》《西洋哲学史简编》《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

延安时期出版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出版了为数众多的哲学著作，解放出版社、新华书店、读书出版社和生活出版社等是哲学书籍出版的重要阵地。这些哲学书中包括了秦邦宪（博古）编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问题》，艾思奇编著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民族解放与哲学》《哲学选辑》《哲学研究提纲》《辩证法的法则及其运用》《实践与理论》，艾思奇、李公朴编的《哲学讲话》，沈志远著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近代哲学批判》等，胡绳著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这个阶段还出版了哲学中的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等方面的图书，包括胡绳著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沈志远著的《新人生观讲话》，潘梓年著的《逻辑学与逻辑术》等。

延安时期，出版了一大批哲学领域的译著，将世界其他地方的优秀哲学著述介绍到了中国。当时出版的哲学译著有米丁等著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译），《历史唯物论》（沈志远译），《辩证法唯物论》（王剑秋译）《辩证法唯物论词典》（平生等译），尤琴（俄）著的《哲学论文集》（一，博古译），罗森塔尔（俄）著的《唯物辩证法》（岳光译），普列汉诺夫著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日丹诺夫著的《苏联哲学问题》（李立三译），苏联科学院著的《西洋哲学史简编》（王子野译），伏尔费逊（俄）著的《唯物恋爱观》，车尔尼雪夫斯基（俄）著的《美学生活与美学》（周扬译）等。

注释：

[1]雍涛：《<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

[2]《艾思奇文集》第2卷，第905页。

[3]参见《回忆张闻天》编辑组：《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页。

[4]《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38页。

[5]徐索华、于良华：《关于延安新哲学会几个问题的质疑》，《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1985年，第12期，第38-39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7]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33-634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9]现通译车尔尼雪夫斯基。

[10]《艾思奇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7页。

[11]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12]《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延安《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1941年6月28日。

[13]刘佳：《延安新哲学会研究》（硕）。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