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延安时期的历史学研究组织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的历史学研究组织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重视历史研究工作，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对中国近百年历史，对近百年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加强研究。他对民族史研究非常重视，在致中国历史学家何干之（原名谭毓均，学名谭秀峰）的信中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你“想做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确实地做去”。并进而指出：“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般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1]

为加强中国历史研究，在由马列学院发展而来的中央研究院中专门设立了中国历史研究室，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38年5月，尹达、佟冬和杨绍萱创立了历史研究室。1940年1月，初到延安的范文澜担任了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将历史研究室发展成为延安当时的专门史学研究部门。这个阶段金灿然、唐国庆、叶蠖生等人也进入历史研究室开展历史研究工作。中央研究院时期，成为了历史研究室发展最快的阶段，研究室成员20人左右。范文澜、齐燕铭和1942年来自新四军地区的吕振羽任特别研究员，杨绍萱、佟冬、金灿然、叶蠖生、刘亚生担任一般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室的工作也逐步由教学为主，转向了以研究为主，尤以研究中国实际为中心。

历史研究室为推动研究工作，专门制定了学习和研究计划。其“联共党史读书组”和“中国通史读书组”大量阅读历史类著作和历史文章，重点研究《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明史》《二十二史札记》等中国历史史料。为加强中国历史各领城研究，研究员和研究生还组成了近代史组、农民土地组和民族史组，每个组都制定了三年研究计划，其中近代史组有《中国通史简编》《中国经学史》《苏维埃运动史》《中国近代政治史》等,农民土地组有《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法制史》《中国农民战争史》，民族史组有《民族史》《西南少数民族史》。1942年，范文澜、齐燕铭、叶蠖生、金灿然、刘亚生、佟冬等合编了30万字的《中国国文选》。后来，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下册）》、叶蠖生的《中级中国史课本》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等也陆续完成。1947年9月，华北新华书店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与194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一起改为8册出版。金灿然评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它：“对各民族的日益壮大，以崇高的敬意加以宣扬。但当他们的统治者一旦为了自己的狭隘的利益向外扩张，妨碍其他民族的发展，更进而侵略其他民族时，却又无情地揭发这种罪恶的行动。”[2]

事实上，除中国历史研究室外，中央研究院的其他一些研究室也开展相关的历史研究。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制定了三年内完成搜集及编辑中国文化思想史料，一年半写成中国近代思想史，三年完成编写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任务。[3]除了中央研究院开展历史研究外，还成立了其他研究历史的研究会等，如1937年张闻天创建了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张闻天撰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就是由延安解放社以“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的名义刊印。1940年，毛泽东组建了以范文澜为核心的中国历史研究会，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成立了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

注释：

[1]《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2]金灿然：《<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4日。

[3]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8-269页。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