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延安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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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撰写了一批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文献，毛泽东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等。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也撰写了如《论党》《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等。这些文献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建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4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0年1月经作者改名为《论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少奇在报告“引言”部分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集中仰望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着敌后九千五百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已经是一个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经过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关于党纲的总章”部分论述了党的性质问题、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关于群众观点，这篇文章指出第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论党》的第五部分“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部分论述了党的集中只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党的民主制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报告分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大革命经验的教训”、“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党的各项政策”、“‘六大’本身及其影响”。周恩来用“先说事实，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结论放在后面”的方式进行论说。他指出“六大”的十大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纲领，也就是民主革命阶段的战略任务，“作为战略任务来看，十大要求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作为策略任务来看，有些就不妥当。”

关于党的各项政策，周恩来指出“‘六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大体上有了规定，如关于苏维埃区域的红军问题、工人工作、农民工作、土地政策等，都有单独的决定。但这些政策缺乏策略观点，深入地研究实际情况与群众观点非常不够，不重视农村武装割据，搞军队和政权。”在建党问题上，周恩来指出“六大”没有认识到白区党应以积蓄力量为总的方针，只注意在组织形式上改变和缩小。周恩来最后总结道：“总起来说，‘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但错误的方面也不少，就是说，在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一、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二、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没有把策略观点着重放在争取中间阶级上。三、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没有重视农村工作与建党工作，虽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乡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四、没有更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武装的重要，以武装建党、建政、做群众工作，这些，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做了。所以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在当时的影响更大，因为‘六大’是全党性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成为全党的领导，这是党的不幸。”

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周恩来指出“‘六大’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是不清的,”；“六大”对反革命方面没有分析，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是错的，毛泽东说，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是关门主义的分析方法；“‘六大’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没有错，但不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明确”。关于大革命经验的教训，周恩来提出“六大”在对机会主义的分析上指出了它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没有抓住要点；“六大”对“八七”会议的总结方面指出了这次会议的成功与成绩，也指出了有两个缺点：一是对国民党左派还保存了些幻想，一是对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这两点也不是中心问题；对于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周恩来指出这个会议的错误方面多于正确方面，正确方面是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错误一是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二是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是一直高涨上去，三是认为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六大”决议对这些都批评了；“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六大”指出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兵时的一战，这是正确的。周恩来论述到“六大”对于机会主义、“八七”会议、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总结有缺点，没有抓住基本的问题，但一般的都总结了。在总结起义的经验时，反映出各地代表的一些地方倾向。

关于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周恩来阐述到“六大”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农民的武装斗争还部分地存在，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微弱的象征，但它并没有说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以后事变的发展证明，当时指出农民斗争将成为新的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预见是对的”。周恩来明确了“六大”的争取群众、准备起义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对的，但指出“六大”还有它“左”的错误。在对于革命高潮与低潮问题上，对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区分不清楚，没有把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区分清楚，没有把局部的高潮与全面的高潮区分清楚。在策略方针问题上，“六大”对于高潮是进攻，低潮是退却，并没有斩钉截铁地分别开来，“六大”没有弄清在总的退却中，还可以在局部的地方举行进攻与攻势防御，“六大”没有弄清在进攻中也有退却。

1941年12月到1942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召开的工作总结会议上作了《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的发言。《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明确指出要实现中央规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发言指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条件：要使五千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要在工厂、学校、农村、大机关等主要群众集聚的单位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要在行政机关、团体、公司、交通经济部门等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保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或个人联系;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不怕犯错，能认识和改正错误，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在组织改编、干部和党员审查、反奸细斗争、秘密工作教育等每一项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使西南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但配合不是暴露。

1936年4月，刘少奇撰写的《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发表于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第五十五期，题为《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文章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现在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领导党和领导群众的不同，不懂得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口号、基本纲领与目前的行动口号之联系；“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爆发，不懂得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破坏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不了解群众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刘少奇还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也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组织问题上严重地表现出来。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党内长期继续与重复的结果，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他分析了关门主义的根源，认为这是“因为害怕反革命派别，所以不敢和他们暂时建立斗争的联合战线，甚至不敢和他们来往谈话；因为不相信自己，恐怕那些反动派别会动摇自己，影响自己，所以自己关门；因为对新的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目前中间阶层和许多社会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不要统一战线。”他强调必须彻底揭发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给其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

1937年5月，刘少奇在延安举行的白区党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全文共十一部分。其中包括了“彻底的转变”、“党和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党的转变”等一系列内容。刘少奇在“党和群众的关系”中论述了应该怎样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指出“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共产党不是在组织上直接要求群众服从党的指挥，要求群众团体接受党的命令，而是要使群众自愿地接受党的政治主张；要求群众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同时党要尊重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意见等。他强调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重要工作之一。在“党的转变”部分，刘少奇指出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党内工作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应清楚地分开；可能条件下应该扩大党的民主；过去在思想斗争中随便去打击同志，加同志以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因同志发表不同的意见而随便撤销工作是不对的；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党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中心问题；应该在群众团体中的党员中建立党团；宣传工作应该彻底转变；“党内必须克服严重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

1937年11月，陈云到达延安，次月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直到1944年3月。担任中组部长的7年里，陈云直接负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参与制定了很多重要干部政策，主持起草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等中央文件；撰写、发表了《论干部政策》《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有关党建文章，对党的建设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对党的建设提出了很多建议，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陈云不仅重视对马列主义学习，而且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1938年，他提出“党的工作要民族化”。延安时期，他就指出党的工作“要做到主观与客观一致。领导机关决定计划，执行计划，检查工作，都必须主客观相一致”。[2]1938年4月，陈云在延安军政大学作《怎样做一个革命者》的报告，指出：做一个革命者，就要准备为革命奋斗到底。1938年延安马列学院开学后，他担负起了党的建设课程部分教学任务。延安整风期间，陈云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成员，对全党的干部学习和教育给予了指导。[3]

陈云重视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工作。1939年6月陈云在《解放》第73期发表了《支部》一文，后以《党的支部》为题收录入《陈云文选》。延安时期，他还专门给干部学员就《党的支部》讲课，强调“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的组织，也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依靠支部才能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他介绍和说明了在工厂、农村、军队等建立基层支部的方式方法和要求，提出要慎重地选择支部的领导人，保证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是政治坚定，能够忠实执行党的政策，有工作能力并为大家所信仰的党员。他明确了支部的基本任务，指出“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是教育党员的学校”，并强调“根据地内的党支部要领导党、政、军、民、学各项工作”。他认为“支部不但要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核心的堡垒的姿式，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的堡垒的作用”，党的地方组织要了解支部的情况，对基层支部给以适当的指导，培养支部的干部。[4]

陈云要求严格遵守共产党的纪律。1940年3月19日，陈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讲话时指出：“用纪律保障党的意志和行动的统一”；“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这次讲话的要点形成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一文，收录到《陈云文选》中。

陈云关心大后方及敌占区党的秘密组织工作，1940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了《巩固秘密党的几个问题》一文，后以《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为题收录进《陈云文选》。在《巩固秘密党的几个问题》中，陈云提出了巩固党的秘密组织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是巩固党的秘密组织的重要工作之一；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把严密党的内部与开展党外群众工作联系起来等重要观点。

陈云关注群众工作在党建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39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创刊号上发表了《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一文（该文以《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为题收录《陈云文选》第一卷），分析了巩固共产党内部和领导群众完成任务的关系。他一方面指出“巩固党的首先而且基本的工作是巩固党的内部，教育党员，清除坏人。因为只有健全的巩固的党，才能够领导群众去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一方面强调加强党与群众对巩固党组织的作用，提出推动党员到群众工作中去锻炼，加强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可以帮助党的组织的巩固，“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党组织的巩固程度的标准之一”。他还认为把整理共产党内部与加紧党支部周围群众工作互相联系起来，不仅可以巩固党的组织，而且也会大大深入群众工作，两者相互配合，会使整个工作向前推进。

这一时期，陈云还撰写了《党员对党要忠实》（1940年）、《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1941年12月）、《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1941年12月）等文章，体现他在党的建设方面的思想。

1940年10月，由张闻天、陈云领导的党建研究会成立。研究会目的是提高教员质量，总结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工作中的问题。党建研究会主要由各地方党组织派来的干部组成，起初成员30余人，后来增至100多人，该会研究效果显著。

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著。1937年，出版了张闻天的《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解放出版社出版）。其他出版部门出版了《奋斗二十五年的中国共产党》（1946年，冀南书店印行）、《中国共产党简史》（1947年，察哈尔日报社印行）等。

延安时期，加强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高度重视干部问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这一问题有过重要论述。毛泽东于1937年5月撰写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中就有对干部问题的专门论述。毛泽东特别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提出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必须善于识别、使用、爱护干部等。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发表过有关干部问题的重要文章，对干部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们在这方面的观点对于做好干部工作有显著的指导作用。

朱德很重视干部问题，《朱德选集》中收录的《关于干部问题》一文指出老干部宝贵得很，但他们不能故步自封，不求进步，要做到老学到老，要谦虚谨慎。要把抗战时期参加革命，有上十年党龄的干部好好培养起来，准备担负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他强调干部要从下边提起来，要大量培养干部，只要做到层层都能接替得上，就不愁没有干部；机关要精简，但学校要加强，要有计划地保留与训练出一批干部，准备将来打出去使用，这是很重要的任务。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向干部作报告而写的提纲，原题为《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这篇文章分为领导者的定义、领导者的立场、领导者与领导机关、什么是正确领导、领导者的任务、领导群众，结交朋友、领导艺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九个部分。周恩来明确指出领导干部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要有坚持原则精神；要相信群众力量；要有学习精神；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要有高度的纪律性，这些是领导干部的立场。关于领导者与领导机关，他从集体领导与按级领导、个人负责制与个人领导、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三个方面加以论述，指出大后方环境更需要个人负责制与个人领导这一方式，而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关于什么是正确领导，周恩来从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必须组织正确决定的执行、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情形的审查三个方面进行了说明。关于领导者的任务，周恩来指出领导干部要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要注意大事，提高政治警觉性，提高理论水平，加紧党内外思想斗争，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成绩；要抓紧组织领导，注意使一切工作提到原则的高度，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使一切组织和实际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作计划的实现，使党的组织接近于下层，工作更具体化，动员组织和群众为克服工作中一切困难而斗争，反对马虎主义、空谈家、妄自尊大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以及蜕化或腐化思想等等；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审查工作；面向群众，要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倾听群众意见，向群众学习，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关于领导群众，结交朋友，周恩来明确指出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关于领导艺术，周恩来强调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有关领导艺术的论述，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和同盟者一道干。关于工作方法，周恩来指出要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从实际工作中规定和审查政策；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关于工作作风，周恩来总结了列宁和毛泽东的工作作风，认为列宁工作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毛泽东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和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他还强调了要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特别指出在当时应反对马虎主义、空谈主义、自大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和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5]

陈云强调干部政策的重要性，1938年9月他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论干部政策》的讲演，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到《陈云文选》第一卷中。陈云从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四个问题来解释干部政策，他提出了“一个人的长处里同时也包括某些缺点，短处里同时也含着某些优点。用人就是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短处得到克服”的了解人使用人的观点，明确指出“在革命队伍里，无一人不可用”。他强调用人要气量大，要团结更多的同志和广大的群众，必须善于用人，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关于什么方法用人才能用得好，陈云认为领导下的人都很高兴工作，都很积极工作，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上级要信任下级，下级也信任上级，上下互相信任。对领导人来说，一定要做到让下级敢于说话，敢于做事。”而要让人敢于说话，就要求领导者的态度要好，“不能给人戴大帽子，不能把每个微小的错误都提到原则的最高度。要能善意地、诚恳地批评人，态度要好，还要指出犯错误的原因以及纠正错误的方法。”真正的爱护人，需要对“凡是提拔干部，得全面估计他的德和才；既提拔起来，就得多方面帮助他，不使他垮台。对干部一切不安心的问题，都要很耐心很彻底地去解决。当牵涉到一个干部政治生命问题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地处理。对于干部，不要‘抬轿子’，要实事求是”。

陈云重视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他指出：“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6]陈云重视干部在共产党革命事业中的作用，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他曾经指出“中国的事情只要有了一批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干部就好办了”。[7]他强调“干部在党的组织中占重要地位”，是“党的骨干”，如果“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8]

延安时期还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版一批这方面的著述。1938 年，解放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国际纲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文献》等，1943年新华书店出版了《共产国际解散的理由及其意义》。另外，这一时期重庆新华日报馆等单位还出版了翻译的季米特洛夫著《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等外国政治家的作品。

注释：

[1] 李忠杰：《陈云党建思想的理论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

[2]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3] 李忠杰：《陈云党建思想的理论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

[4] 李忠杰：《陈云党建思想的理论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

[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6]《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144页。

[7]《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8]《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转引自李忠杰：《陈云党建思想的理论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