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延安时期经济问题研究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经济问题研究

延安时期，为了促进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对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撰写了一批文章，其中毛泽东撰写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朱德撰写发表了《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等，邓小平发表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等，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员要积极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撰写了《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怎样做好财政工作》等，高自立编著了《为工业品全面自给而奋斗》，王学文撰写了《解放区工业建设》等，这些都是这个时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毛泽东精辟地论述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指出决定财政的是经济，保障财政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关于经济发展路线问题，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一方面要反对陈旧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提出当时情况下建设重工业、大盐业、大军工计划不实际，不能采用。关于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的经济政策，毛泽东指出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关于游击区经济生产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

毛泽东论述了抗日战争艰苦岁月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发展的自给经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指出自给经济愈发展，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他在分析军队生产自给时，认为军队的生产自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1]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组织部队和机关人员参加劳动的重要性，指出“除有特殊情形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还应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 [2]

《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是朱德对冀中各经济部门负责同志多次谈话的纪要，是他在1947年所做的有关经济方面的论述。在这篇文章中朱德明确指出发展经济要有长期打算，论述了发展农业和工业、发展合作社、交通运输、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建立监察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他指出土改完成后，不论党务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团体工作，都要注意发展生产建设，群众经济要好好发展，公营经济也要好好发展，目前所有公营企业都应当实行发展壮大的方针。关于工农业发展，他指出土改后首先要发展农业，要很好发展粮食、棉花、牲畜、水利、农村副业等；公营工厂要扩大和发展，也要注意到扶持私人工业的发展。关于合作社，他提出合作事业要大力发展，完成了土改的村庄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每一个村可组织一个综合性合作社，合作社主要任务是保证群众的供销，便利群众生产和生活；公家商店应扶持合作社。关于交通运输问题，他提出要组织农闲剩余劳动力把道路修好，要把运河修复起来，要打通解放区的交通联系。他强调发展交通运输事业要走群众路线，群众运输力量要发展，公家运输力量也要发展，公家运输队可起领导作用，要从发展上、从建立革命家务上着眼。关于商业工作问题，他指出公营贸易事业要大大发展起来，要设贸易局，管出入口商业；公营商店应该发展壮大，应该为发展群众生产服务，要根据群众的需要保证供销。关于银行工作问题，他指出银行事业，也要采取发展壮大的方针，资金要积累，干部要增加，经营要改善；银行要有很大的权力，要根据需要发票子，财政上的钱、所有金银游资都应存入银行。商店作买卖可向银行借钱，赚了钱还给银行，有余钱即存入银行；银行要很好地经营存放款业务，发放农贷要真正发放给贫雇农。银行要善于组织生产，通过贷款支持农村发展副业生产，帮助城市失业工人组织生产。将来还要设立总的国家银行，使银行成为总金库，起统一调节全国资金的作用。关于建立监察制度，他指出冀中经济部门包括工商局、银行、商店等，都要建立监察制度，监督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情况，监督、教育所有人员好好工作，保证不贪污，不浪费，不造假帐，不作假报告。

1943年7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邓小平的文章《太行区的经济建设》。邓小平指出敌后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对敌经济斗争和根据地经济建设两个环节。他总结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在所实施的负担政策方面，则坚持“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是量人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在税收贸易方面，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争取出入口平衡；在货币政策方面，实施打击伪钞保护法币发行冀南钞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政策；在敌占区和游击区，采取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的利益方针。

1941年5月8日，《新中华报》刊载了《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它是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陈云在这个决定中提出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他还提出要纠正某些党员不愿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这份决定还指出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内的专门家学习，诚心诚意地学习，熟练业务和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并使自己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对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中党员和非党员的领导，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

1944年12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发了时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陈云的《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它是陈云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该文介绍了1941年，中共中央和西北局为应对陕甘宁边区在抗战环境和边区被严密封锁情况下出现的困难局面，确定边区财政经济工作“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并获得显著的成效。论述了通过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达到了丰衣足食，部队、机关和学校，有些已做到部分自给，有些完全自给。某些部队，还向政府缴纳公粮，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他还指出当时陕甘宁边区实行的农贷、奖励移难民、变工等政策，推动了边区农民增产；边区采取的奖励植棉和提倡纺织政策，确保了收棉花三百万斤，可织成一百五十万匹布；边区发展公营、私营和合营工业，使得边区能够生产纸烟、毛巾、袜子、火柴、生铁、肥皂、纸张、食盐、瓷器、化学产品等许多日用品。这些物资的生产使陕甘宁边区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入口货物总值，让边区经济地位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大大增加了抗战力量。

这篇文章指出陕甘宁边区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发展内部贸易的政策是为了在严重封锁情况下，保证以输出边区产品（主要是盐），换取抗战和民生所必需的物资（布匹等），同时也是为扶植边区实业，繁荣边区市场。边区内部贸易完全自由，对外贸易基本上也是自由的，只有在封锁环境下，为了保证食盐出口才实行统销。文章指出了边区政府领导的贸易公司和盐业公司的作用是为保护边区人民的利益，平定物价，调剂市场，购进必需品，抵制奢侈品，发展边区生产和贸易，边区贸易和盐业公司的经营制度和国统区统销专买机关的性质完全相反。陈云在文章中明确了合作政策是正确的，必须坚持。通过合作社方式，边区人民被组织起来，发展了生产、运输、内部贸易和社会福利事业。他强调发展生产解决财政困难办法的成效，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贸易、金融管理改善，边区金融和物价大体上稳定，并号召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提倡爱护公物的美德，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1945年2月，陈云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工作检讨会上做了《怎样做好财政工作》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陈云指出了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来源有三，一是生产自给，这部分最多；二是税收；三是贸易公司收入。他提出了边区财政工作的方针是“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保证需要，是军队第一，学校第二，机关第三。”他还提出在开支项目上伙食、草料最重要，衣服次之；其次是治病，办公，文化娱乐等。陈云很强调陕甘宁边区的贸易对发展边区经济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发展边区经济，关键是“把东西能够卖出去，如卖不出去，问题就来了。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开支很大，我们的东西卖不出去，需要的就拿不进来，所以必须发展贸易。”[3]在大政方针上明确了边区要发展商品经济的方向。

延安时期关于解放区工业建设的论著有《为工业品全面自给而奋斗》《解放区工业建设》等书。1943年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所编著了《为工业品全面自给而奋斗》，它研究和总结了边区工业建设的丰富经验。《解放区工业建设》是经济学家王学文撰写的。王学文担任过中央党校教务主任、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央财政经济研究室主任等职务。《解放区工业建设》就是他在对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的一部重要经济学著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经济工作的重要性。1941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的与生产的积极性；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只是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实行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所谓经营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4]

1939年6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严格统一收支；严格建立预决算制度；建立会计审计制；必须励行节省。明确要求各机关部队的收入，不得于未报解中财经部以前，自行开支；中财经部建立会计处与审计处，并有检查审核各机关学校部队的会计帐目及开支情况之权；各机关学校部队的油印刊物须分别经中宣部或总政治部批准后，始能出版，否则一律停止刊印等等。

中国共产党还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工作的文件，如《中央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1940年2月1日）、《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2年2月4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关于法币贬值各根据地应采取的对策的指示》（1942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1944年4月）、《中央关于坚持自力更生的财政原则等问题给河南区党委的指示》（1945年3月1日）、《中央关于对解放区私人企业的政策方针问题给邓子恢的指示》（1946年2月5日）等。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06-1107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18-1019页。

[3] 参见《陈云文集》第1卷，第383页。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1941-194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285页。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