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延安时期教育学方面研究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教育学方面研究

延安中央研究院设立了中国教育研究室。从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中国教育研究室整理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乡村教育资料》《杜威教育思想资料》《陈立夫教育思想资料》《边区师范资料》等，王志匀、李冰洁、翟定一还撰写了《关于边区教育的调查》，李维汉撰写了关于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教育思想笔记。1942年2月他们召开了陶行知教育思想讨论会，3月召开了乡村建设问题讨论会。1940年1月周扬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了作《两年来的边区国民教育工作》。

陕甘宁边区一直重视对教育的研究。1937年12月，陕北公学成立了成仿吾任主任，吕骥任副主任的国防教育研究会。后来边区政府教育厅把国防教育研究会和边区各县文教系统组织的教员联合会合并，于1938年4月成立了“边区国防教育研究会”。边区国防教育会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出席并讲话，毛泽东说：“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缺乏教育的民族，但抗战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中国人，这是几十年的教育所不能成功的，如果抗战再坚持下去，还会造成千百万的新人”，只有“用教育来支持抗战，目前的抗战是规定一切的东西，我们的教育也要听从抗战命令，这就叫抗战教育”。[1]这次大会推选了第一届执委，成仿吾、邵式平、罗瑞卿、周扬、吕骥、柯柏年11人为常委，做出了推广妇女教育，创办国防教育定期刊物，改良教师生活等决议。

中国共产党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性。194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指出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是当时深入动员群众参加与坚持抗战，培养革命知识分子与干部的重要环节。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应该确定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这即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出发点的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教育与科学的教育”。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与宣传教育部认真开展国民教育工作，提出党的宣传教育部内应该有国民教育科，以加强党对国民教育的领导；对分区学校教育巡视；教育厅或部下应有专人与机关负责编辑、审查、出版、发行各种国民教育的教科书，教材，参考材料，并力求其完备与统一；提高国民教育经费比例，尽可能实行免费教育；提高小学教员、社教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组织帮助国民教育社会团体等等。中共中央指出国民教育一般的可分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要求建立广泛的小学网，尽可能的恢复与重新建立各地小学校，达到每村有一个初级小学校，每乡（或每编村）有一个中心小学或模范初级小学，每个中心区有一个两级小学或完全小学；用说服解释方法及政府法令的强制力量，动员学龄儿童入学。为了鼓励女童上学，提出提倡男女同学，一切学校均应吸收女子入学，在某些地区设立女子两级小学或女子高等小学等。为推动社会教育，中共中央提出各村各乡小学校内或小学校外，建立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文化教育活动的中心；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夜学、识字班，组织各种识字组、大众黑板、读报、演讲、娱乐体育、壁报、戏剧等适合民众需要，为民众喜欢参加的活动；大力发展农村中戏剧歌咏运动，注意戏剧歌咏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地方化工作，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在各县的中心市镇设立民众教育馆；还要求在自卫军内开展有系统、有计划的社会教育工作。[2]此外，中共还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教育发展，特别是干部教育的文件，包括《中央关于积极参加国民党区的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指示》（1940年2月28日）、《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1942年2月28日）等。

注释：

[1]《新中华报》1938年4月15日。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