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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支持通讯社的政策
中共中央重视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工作。1937年2月，毛泽东写了《接收新华社广播党的政治方针的通知》，《通知》发到各电台和各团首长，指出“新华社广播我们的政治方针，各首长均应指导电台按时接受”，强调“有未收广播的应报告”。《通知》还指明广播时间为下午5时，广播波长51至52米，呼号XNCR。[1]194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明确指出在现代无线电业发展和中国交通工具困难情形下，发展通讯社事业，无线电广播事业非常重要，应当在统一宣传政策下，改进通讯社及广播事业工作。
中共中央在各地设立通讯社的工作。1936年12月19日，周恩来从西安致电毛泽东、博古:“决定在西安设红中通讯社，请注意广播宣传，并将所有公开电报、信件及宣传品，均用广播发出，布置发报散布时有补(充)者亦编入。”这实际上就是在西安设立红中社西安分社，它的主要任务是抄收陕北红中社播发的新闻和中国共产党宣言、文告，印发给西安各报和社会团体，以及在西安的国内外记者，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2]
毛泽东对新华社工作很关心。毛泽东看到1940年12月新华社反映困难和问题的报告后，批示指出“通讯社这个工作很重要，一定要把它办好。现在的规模还很小，但是它将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而发展。他们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毛泽东批示以后，一些业务人员陆续分配到新华社，使紧张的外文译电工作有所缓解。毛泽东曾指出:《解放日报》“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广播比三千份报纸更重要，应成为第一位的工作。”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报和通讯社是组织一切工作的武器，反映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又是指挥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的武器，是组织和教育群众的武器。党中央对各地的领导和指示，除了一些日常性的指示外，一切大政方针都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传达到各地、各阶层人民中去的。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但主要还是靠《解放日报》和新华社。”[3]毛泽东还为新华社修改审定过不少重要消息和评论，这充分体现了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重要作用。
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指出各地方报纸下的通讯社，应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机关。要求广播台及起广播台作用的战报台应划归通讯社，设立专门负责广播材料审查编辑的广播委员会，并由宣传部指定一政治上坚强的同志领导之，经常检查它的工作。1941年7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要求，由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地域上有独立性的区党委举办的政治报纸须设立健全的通讯社和无线电收发报机关，特别注意延安新华社的广播。一切报纸必须有自己的通讯网，足够的通讯员和特约记者，并由通讯社管理他们。
1942年2月中旬，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转告新华社:“建立对重庆及南方党的专门广播，以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并每日播送抗日根据地新闻和宣传教育材料。”[4]接到这个通知后，新华社即承担起每日按时对重庆直接播发新闻及宣传材料的任务，内容除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根据地建设外，还有中共中央的整风文件，推动了南方局各项工作的开展。[5]
1942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分局发出了《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与报纸的领导，以使各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使宣传工作增强党性。中共中央在这个《指示》中要求各地用《解放日报》上有关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文件去教育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有关区党委发布了《中宣部对各地出版报纸刊物的指示》，指出新华分社与各根据地日报社在组织上可以合一，分社以报社材料择要供给总社，分社应主要收听总社广播，环境较好地区或可兼收中央社消息，遍收各国广播的办法是浪费的。
支持新华社在对外交往中发挥重要作用。1945年7月28日，周恩来在复函答复美国战时情报处(美国新闻处)重庆分处处长费思所提要求中谈道，延安新华社愿代表边区新华书店及解放社与美国战时情报处实行出版品之交换;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出版物名称、地址及发行额，亦可由新华社按期通知美方，新华社更愿与他们实行无线电交通，并愿“保持有关事项工作之联系”;抗日战争期间同意他们在边区及华北、华中根据地设立无线电收音机，并愿意收听他们的无线电广播。也请他们转告有关各方收听延安新华社英文广播。[6]
1946年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全党办通讯社”。作为“全党办通讯社”的一项重要举措，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编委会研究了改组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的具体方案，并且拟订了《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以下简称《暂行管理规则》)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1946年5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暂行管理规则》进行审阅。会议批准了这一文件。《暂行管理规则》报送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照办”。这份《暂行管理规则》是新华社发展历程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它第一次明确了新华社的性质是“中央之机关通讯社”，同时对新华社内部组织结构作出了规定。《暂行管理规则》和中共中央对这一文件的批示成为新华社随后进行大改组的行动依据。这次改组的重点是加强新华社。在解放日报社与新华社统一领导的情况下，社委会领导重心和主要编辑力量均从过去以《解放日报》为主转变为以新华社为主,《解放日报》的一大批采编人员调入新华社，有力地加强了新华社的业务力量，为新华社于解放战争中担负起更为繁重的宣传报道任务作了组织上的充分准备。[7]
1946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省委)发布了《关于建立新华社特约记者给各地的通知》，建议在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区党委(省委)的调查研究室中，指定一到两名合适干部兼任新华社特约记者或特约撰稿人，特约记者或特约撰稿人要按月系统具体反映当地群众运动、土地问题、生产建设、财政经济、政权建设、干部思想等情况和经验;要求每人每月至少提供一篇字数在一千到两千之间的稿件，稿件可以为论文通讯、综合报道等形式，稿件内容最好讲述一件工作或一个问题，不便公开的稿件酌情用新闻密码拍发，供内部参考，绝密内容用内部密电发;各地新华社有责任组织推动特约记者或特约撰稿人撰写稿件。
1946年11月，周恩来就如何办好广播新闻专门给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和新华社总编辑余光生写信，根据当时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状况，指出新闻广播的特点应该是:“一、带综合性报道各地战况，要具体生动，但重要捷报又必须成为头条新闻。二、带综合性报道各地动员参战实况，更要具体生动，但也不取消个别典型故事，毋宁说更重要。三、报道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改革和建设情况，尤重在事实的描写。四、蒋管区不易或不被注意的国际消息，但非每天都有，这与对解放区广播不同。五、解放社论、评论乃至发言人谈话或记者评论，甚重要。六、每周或半月军事、政治、国际述评甚为重要，须指人撰述。七、军事上各种统计，每月须有几次，可与尚昆同志定货，要他指定童陆生局长编制。八、解放区文艺动向或短作品，每周有一两次报道，也有必要。综合这些内容，其特点便为，以解放区的情况、中共的意见，有系统地教育蒋管区的人民”[8]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2014 年版，第41页。
[2]郑德金:《周恩来指导新华社工作纪实(1931-1976)》，《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02期。
[3]万京华:《抗战时期的毛泽东与新华社》,《采写编》2006年4期。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539页。
[5]郑德金:《周恩来指导新华社工作纪实(1931-1976)》，《中共党史资料》2008 年 02期。
[6]郑德金:《周恩来指导新华社工作纪实(1931-1976)》，《中共党史资料》2008 年 02期。
[7]郑德金、李爱平:《刘少奇新闻理论实践在新华社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中共党史资料》2009年1期。
[8]苏力编:《延安之声--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记闻》，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第89 页。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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