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新华书店业务的发展
1939年，新华书店设立了发行、进货、栈务、邮购、门市等科，机构更加完备，人员得到了进一步充实。1939年10月13日新华书店在《新中华报》上刊登启事：“为远地读者便利购买书报起见，特设有邮购部，手续简易，妥捷便利，邮票十足通用,无异向门市现购”，这说明新华书店邮购业务的开通。从1940年9月1日起，新华书店增加了派专人给读者送书上门的服务，读者只需在所在单位收发部门登记姓名及所订的书报名称，就可收阅。为促进图书的销售，新华书店总店在1944年4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欢迎各地合作社、团体或个人、小贩等代为推销本店书报，本版书八折，外版书九折”的启事。1944年5月，新华书店总店在延安东关设立了新的门市部。
延安新华书店总店采取了许多有效方法发行书刊。在延安他们直接派人将机关、团体、学校预订的书报杂志送上门。对陕甘宁边区其他地方，他们通过边区通讯站寄发书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通过转运，捎带，提供样本由各根据地翻印等方式。对国民党统治区，他们采取通过国民政府设立在延安邮政局寄发，或通过自己的兵站运送的方式。对地下党组织，他们由地下交通传送。新华书店总店在西安设立转运点和西安营业所，由西安转运到河南确山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然后再送到新四军各支队。通过种种方式他们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发行工作。
早期延安出版的书刊以分配赠送为主，分配给各级干部作为学习教材。但是这种制度也存在“有许多浪费和不合理的缺点。首先，在于它阻碍发行工作的健全。因为一切书报都是赠送，就反正发得完，同时发行工作同志为日常‘赠送’工作所纠缠，所以也就很少有时间去注意对内对外广泛深入的发行网的组织建设，发行速度与效率也因此而减低。第二，它阻碍出版物质量的提高。因为‘书报赠送制度’使得编辑部与发行部分离，编辑部对发行现状很少知道，也就与读者的关系不能更好地密切联系，读者总以为书报是‘送的’，对编辑内容就不积极地提出意见；编辑部则以为反正是‘赠送’出去了，对内容也就不大注意，不更好的去求改进，提高质量。第三，它造成新华书店经费困难，限制了书店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推动发行事业的改革，1941年新华书店向社会阐明了改革的原因，指出：“鉴于目前存在之对延安所有出版书报刊物发行上的‘赠送制度’，对新华书店业务的发展和健全，颇为妨碍，且亦不符合普遍深入合理化的发行原则，一律停止书报赠送”。[1]从1941年5月1日起新华书店取消了过去赠送及计账往来的发行制度，一律改为现款现批购买制。通过改革新华书店的业务迅速扩大，根据形势的需要边区下面的专区、县成立了新华书店，如同总店一样它们也属于自负盈亏的营业性质文化单位。新华书店对各个敌后根据地的图书供应也采取了提供样本或纸型，由其自行印刷和自建书店进行发行。
新华书店创立初期客观局势在某些方面较为顺利，出版书刊供不应求。当时新华书店曾经在沪、港、粤、陕等地翻印了《解放》周刊和其他书籍，扩大了书店的影响。随着《解放》周刊和马列丛书发行数量的增多和发行范围的扩大，新华书店的影响很快扩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甘肃、四川、湖北、江苏、上海等十几个省市，使其为全国人民所周知，它所发行的书报收到热烈欢迎。从1937年到1940年的三年，新华书店发行的出版物，有解放社版书籍130余种，其他有关图书20余种，另外发行了《新中华报》、《群众报》等数种报纸，发行了《解放》《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团结》等近十种杂志。总计发行延安出版书籍不下五十万册，杂志及报纸不下数百万份。发行国内各大出版机关、苏联外区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科学、文艺其他各类书籍300余种，杂志40余种，报纸（包括代订）20余种，外国之书刊、报纸14种。[2]
注释：
[1]常紫钟、林理明主编：《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第443-444页。
[2]参见叶林：《三年来的新华书店》，《新中华报》1940年11月14日版。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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