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人民抗日剧社的发展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将工农剧社改名为人民抗日剧社（简称“人民剧社”）。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剧社改名为抗战剧团。人民剧社由瓦窑堡迁至保安（今志丹县）后，剧社的负责人是危拱之、刘保林和杨醉乡。危拱之任主任，刘保林任歌舞班长、杨醉乡任戏剧班长。
中共中央来到陕北初期剧团的发展就很快，人民抗日剧社社长的危拱之说当时约有三十个巡回剧社。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危拱之谈到：“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已成了导演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述了红军剧社情况,“我遇到好几个少年先锋队员，他们还只有十几岁，可是已经过长征，现在负责组织和训练各个村子里的儿童剧社。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象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他们到哪儿就睡在那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东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
中共中央到西北后，共产党领导的剧团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西北原有的剧团和从中央苏区来的文艺力量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文艺团体，人民抗日剧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活动。1936年春夏，人民抗日剧社在保安城西南周河岸边进行演出，观众有党校学员、红军战士、工厂工人和附近群众等，演出的节目有《亡国恨》（廖承志编剧）、《侵略》《丰收舞》《红色机器舞》，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观看了它们的演出。此次演出后，人民剧社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到安塞为东北军演出了《亡国恨》等节目，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1936年10月，人民剧社到吴起镇、定边、盐池、河连湾、三断地等地方演出，他们行军多日，连续演出数场，圆满完成任务。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后，人民剧社又奉命前去演出祝贺，他们上演了《歌唱红军英雄汉》《长征颂歌》《红军会师》活报剧等。“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给剧社讲述局势发展,使得剧社演出更好配合政治形势。1936年11月，人民剧社在宁夏盐池县成立了分社，演员学习演出儿童舞、劳动舞、大联合舞等舞蹈。
1937年1月，人民抗日剧社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一踏进这古老的城门的时候，就一连公演了几天，群众都热狂地欢迎着，要求着，弄得剧团一天到晚忙着排练，不管在那破烂的城隍庙里，狭小的民众教育馆的空场上，都成了他们的戏台，他们好像一架巨力的火车头一样，把铁链贯连了千百人跳动着的心似的”，[1]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在延安很受欢迎。危拱之调任到外交部门工作后，黄直担任该社主任，这个时期剧社根据新剧本排演了新剧目。这其中有邓洁创作的话剧《小先生》，温涛创作的《叮铃舞》，李柯创作的陕北道情《送郎上前线》。
人民抗日剧社重视剧本创作。1936年6月，剧社登报征求剧本，称：“人民抗日剧社征求各种剧本（话剧、歌剧、活报、歌词……等），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本，一律给以酬谢”，具体的标准为话剧、歌剧，一般每出大洋二元；活报每个五角；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大洋二角，另外对于特别出色，表现有很大成功而受到观众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2]1937年3月，剧社发启事征求剧本，启事称所征集的剧本无论独幕、多幕剧均不加限制，欢迎创作和翻译的剧本；如剧稿被采用，一剧本奉酬金2元至10元，歌舞、活报剧5角至2元。启事要求来稿写明姓名和住址，交给延安西北青年救国会转人民抗目剧社总社。
注释：
[1]雷铁鸣：《戏剧运动在陕北》，《解放》1卷8期，1937年6月28日。
[2]《人民抗日剧社征求剧本启事》，《红色中华》1936年6月3日。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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