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
1938年7月4日，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亦称边区民众剧团，简称“民众剧团”）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成立后，柯仲平又将建立的“乡土剧团”和延安市“群众业余剧团”整合，成立了业余的“民众剧团”，工人刘克扎担任剧团主任。7月4日，剧团在延安演出了《一条路》《会关东》获得很大影响，被称为“民众娱乐改进会的初步成功”。7月4日被定为剧团成立的日子和团庆日。后决定将民众剧团改为专业剧团，经边区党委和中央文委研究，柯仲平担任剧团团长，刘克扎担任副团长，张季纯、马健翎担任剧务主任。民众剧团，隶属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边区文委，在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如马健翎、张季纯、墨遗萍、黄俊耀、尚伯康等为民众剧团创作戏剧。
柯仲平、马健翎先后担任民众剧团团长。“在抗战八年中间,边区剧团下乡最多的要算民众剧团了，它平均八天内有三天在乡间。八年中，这个剧团一直停留在老百姓群里，共走了23个县（全边区共31个县市），190处市镇村庄，演出1475场戏，平均每天有一场，观众是260万人。这个剧团从1938年7月创办就开始服务于民族的解放战争了”，“他们演出的戏，都是群众易懂和易于接受的地方剧和民间小调，大致分作秦腔、眉户和秧歌三类。其中有些是自己创作的，有些是改编的。算起来八年中间共创作了49出戏，改编了15出戏（大都是历史剧），并上演了国外的一些戏（15出）。这些戏剧最为人民熟悉的要算《血泪仇》了，几乎全边区的职业剧团都演过，小学和商人也部分的演过。”[1]
“领导这个剧团的是马健翎同志，……这些年中间，他曾写了不少剧本，已出版的有《民众戏曲集》（读书生活出版社），《血泪仇》《查路条》《大家欢喜》《保卫和平》《十二把镰刀》等（均系新华书店出版）。”马健翎认为传统戏曲文化对老百姓有很强的影响力，利用好它对宣传工作有很重要作用，他说：“民间形式为老百姓所易于接受，这原因正是毛主席说的，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老百姓所喜见乐闻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特别是在表现手法上，如旧戏里的‘表白’，旧戏里的唱词又是韵文，是老百姓易于接受的。即使平时农家的言谈，他们也喜欢用韵文的。中国的歌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在民间有长期的传统和影响，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它还是宣传线上一个有力的武器。”[2]
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对民众剧团的支持。1938年4月，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晚会，观看秦腔《五典坡》、京剧《升官图》等后，说道：“你们看，群众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内容……”，毛泽东转向柯仲平说：“是不是应该？”会后，柯仲平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筹备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3]中共中央领导重视民众剧团的工作，他们多次视察剧团演出工作，毛泽东观看了民众剧团的《中国拳头》后，亲笔题写了“简单、明了、动人”，对此剧大加赞扬；观看了方言话剧《国魂》后，建议将其改为秦腔，并易名成《中国魂》。改名后的秦腔现代戏《中国魂》成为民众剧团的保留剧目，流传于抗日根据地，经久不衰。为支持民众剧团，解决它经费不足的问题，毛泽东资助了300元，用于购买毛驴、汽灯等，周恩来、秦邦宪每人分别资助50元法币，贺龙资助20元法币和一批战利品，陈云、张鼎丞等也资助了小型电影机等钱物。
1943年秋，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张闻天给民众剧团打电话通知说：“毛主席邀请柯仲平、杨醉乡、马健翎三同志到枣园一见。”他们三位结伴而去，毛主席握手后说“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播撒到哪里。”毛主席对他们说：“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战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搞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4]
民众剧团注重发挥民间艺人的作用。它吸收了演出眉户戏的艺人李卜、晋剧艺人胡百胜、张本宽等人，提高了剧团的演艺能力。真是因为有革命的戏曲节目和优秀演艺人员的表演，才使得剧团的节目深入广大群众欢迎。
民众剧团致力于服务老百姓的工作，其团歌中写到“你们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他们在舞台两边书写了“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的对联，横额为“团结抗战”。民众剧团成立以后排演了马健翎创作的《中国魂》《血泪仇》《穷人恨》《保卫和平》《一条路》《好男儿》《查路条》《拿台刘》《三岔口》《抓破脸》《两块钱》《近视眼张三》《两兄弟》等剧目，他们还排演了张季纯创编的《回关东》《鬼脸》等剧目，尚伯康的《八千马》（秦腔），杨醉乡的《崔福才转变》（秦腔），黄俊耀创作的《陆进宝的灾难》《阎王寨》（秦腔），钟纪明创作的《官逼民反》《三勇士》《放下你的包袱》等秦腔戏，张云创编的《瑜兰姑娘》等。民众剧团重视现代戏的演出，他们排演了《张丕模锄奸》《赵富贵自新》《吴牛回家》《党世鸿运盐》《三妯娌》《回到祖国来》等现代剧。其演出的秧歌剧《十二把镰刀》成为了秧歌运动中的经典剧目，1940年就在陕甘宁边区，受到群众广泛欢迎。1949年，经周恩来推荐《十二把镰刀》在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出。民众剧团还演出了眉户戏历史上的第一个现代戏《桃花村》。为配合政治工作，民众剧团上演了《三岔口》《八千马》《抓破脸》等反磨擦戏，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民众剧团的演出活跃在陕甘宁边区各地。1939年春天，他们从延安出发，行程2500余里，用了半年在边区近10个县开展巡回演出。1940年1月起他们又到关中、陇东、三边各县巡回演出，直到当年12月始回延安。《新中华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民众剧团胜利完成了“小长征”深得民众欢迎》的文章，对民众剧团巡回演出生动情况进行了介绍。上级领导很关注剧团的工作和生活，边区政府专门为民众剧团打了十几孔窑洞，还解决了剧团编制、预算、供给、口粮等方面问题。除过演出节目外，民众剧团还帮助边区各地发展文艺事业，他们在关中、陇东和三边等地也建立了民众剧团。1940年1月，边区文协主席艾思奇在边区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在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中指出：“民众剧团所运用的完全是边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秦腔，因此在农村中有极大的影响，对于政治上与民众的动员，民众剧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肯定了民众剧团的工作。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民众剧团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43年4月，民众剧团创作的秦腔现代戏《血泪仇》在整个边区引起了巨大轰动，被作为共产党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教科材料在部队和根据地上演。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3月，民众剧团在关中分区开展演出，行程900多里，途径两个县，8个区，演出戏剧62场，秧歌舞15次，观众约有4万人，演出的剧目包括了《血泪仇》《张丕谟锄奸》等。1944年7月，马健翎根据边区大生产运动创作排演了眉户现代戏《大家喜欢》，受到中共中央领导的重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观看了这部戏，后来《大家欢喜》带到东北、华北等革命根据地演出，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1944年10月，柯仲平、马健翎及他们领导的边区民众剧团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上获得了“特等模范”奖旗，马健翎个人获得特等奖，并被授予“人民群众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民众剧团创作上演了大型秦腔现代戏《保卫和平》（又名《一家人》）。这部戏不但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也得到了毛泽东赞美。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这部戏就成为剧团上演的主要剧目之一。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剧评《“保卫和平”观后记》称赞这是一部好戏，概括了当时中国政治现实，主题深锐，能赢得广大观众的欣赏。1947年民众剧团新创作排演了大型秦腔现代戏《穷人恨》，上演后反响都很大。与《血泪仇》一样，《穷人恨》在部队进行阶级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新解放的国民党兵看了该戏后当场诉苦，积极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彭德怀观看了《穷人恨》，并写信称：“你们演出的《穷人恨》，为广大贫苦劳动人民，革命战士，所热烈欢迎,成为群众组织起来的有力武器。”
注释：
[1]《民众剧团下乡八年》，《解放日报》1946年9月26日。
[2]同上。
[3]《延安文艺丛书》史料卷第501页。
[4]艾克恩编著：《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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