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创立和发展
延安时期边区的文艺教育机构不仅培养了文艺工作者，而且有效地促进了文艺实践活动。培养艺术工作者是促进文化艺术事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工程，延安时期中共将此作为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举措，通过创办优秀的文艺教育机构来满足革命事业对于文化人才的需要。抗战时期延安专门建立了三所艺术院校，即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文艺工作者。这支在延安文艺运动中陶冶和培育中成长起来的文艺大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相继开赴东北、华北，扩展辐射向全中国，投身于文化建设的主战场，为繁荣文化事业提供了人员保障，成为社会主义人民文艺的强大主力。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原名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 正式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创建最早、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艺术学校。1938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472 文化工作史
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7人联名发出了鲁艺的《创立缘起》，指出“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干部决定一切’!这不仅在平时，而且在战时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在前线和日寇作浴血战斗的部队中，在后方动员工作中，都需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千成万的有力的干部，这是毫无疑义的。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边区已经建立了许多培养适合于抗战需要的一般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而专门关于艺术方面的学校尚付阙如;为此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抗战期间，鲁艺共招收五届学生，培养人才685名，分布全国各地。1938 年第一届共招收学员66人，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分别为37、14、15名;1938至1939学年的第二届共招收学员159名，文学系、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分别为53、40、34、32名;1939至1940学年的第三届共招收学员184名，文学系、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分别为49、40、57、38 名;1940至1943年的第四届共招收学员138名，文学系、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分别为46、23、34、35名;1941至1944年的第五届共招收学员138名，文学系、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分别为49、39、23、27名。穆青、贺敬之、冯牧、李焕之、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时乐蒙、于蓝等均为鲁艺学员。
1938年鲁艺建立时，仅设立有戏剧、美术、音乐三个系，当时正院长暂缺，副院长是沙可夫，戏剧系系主任为张庚，音乐系系主任为吕骥，美术系系主任为沃查。1939年鲁艺负责人进行了调整，赵毅敏、沙可夫担任副院长，吕骥担任教育处处长，萧三任编译处处长，李华任政治处处长，龚亦群任院务处处长，专门部部长由沙可夫兼任，张庚担任普通部部长，研究部主任由赵毅敏兼任，文学系、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主任分别由沙可夫、张庚、冼星海、王曼硕担任。1939年夏，鲁艺一部由沙可夫等人率领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陕北公学、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合并，组成华北联合大学。
延安时期，鲁艺音乐系是陕甘宁边区音乐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吕骥、冼星海曾先后担任音乐系系主任，音乐人向隅、唐荣枚、杜矢甲、瞿维、寄明、李焕之、郑律成等人都曾在这里工作。后来的许多音乐家曾在音乐系就读。音乐系中向隅教乐理、作曲、和声、视唱练习等课程，被誉为“延安的夜莺”的女中音唐荣枚和当时中国最著名男低音歌唱家之一杜矢甲教声乐课。
1938年9月制定的《鲁艺第二届概况及教育计划》中称其教育的目的为“培养抗战艺术工作的干部，研究艺术理论，接受中国与外国各时代的文艺遗产，以至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教学方法确定为，以“教学致用”合一为原则，即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一方面尽量激发学员的自动创造性，一方面给以方针与指导。当时规定的学习期限为两学期，每学期三个月，加上实习期共九个月。学员待遇方面，食宿均由鲁艺提供，每人每月发津贴一元五角。课程设置上包括政治常识、战时艺术工作、军事常识、音乐(唱歌、指挥、作曲等)、舞台技术(演技导演、大鼓、相声等)、宣传美术(包括漫画、木刻、美术字等)、写作(包括脚本、歌词、鼓词、诗词、报告文学、速写等)、舞蹈等课程。从第二届起，鲁艺就增添了文学系、木刻研究班和实验剧团。
1939年4月，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罗迈(李维汉)宣布《鲁艺的教育方针与怎样实施教育方针》，明确指出“鲁艺”教育方针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1]这一方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并经过中央书记处通过。
中共中央领导很重视鲁艺的工作。1938年5月毛泽东亲自到鲁艺作报告，并为《鲁迅艺术学院纪念刊》题写刊名。1939年鲁艺成立一周年时，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中共中央领导亲临盛会，为鲁艺题词。毛泽东题词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1940年，毛泽东为鲁艺题写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校名，并题了“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八个字的校训。1940年7月，朱德到鲁艺做了《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的报告。1942年5月，毛泽东亲临鲁艺，向师生作报告，号召大家从“小鲁艺”走向工农兵群众的“大鲁艺”中去。周恩来将从重庆获得的一批文艺图书交给鲁艺，以帮助充实其图书馆。
鲁艺创立的第一年里，就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一年里，鲁艺培养的两期约 200多个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的干部到前线部队与后方各机关团体中实习工作;创作方面，经过多次演出，比较成功的剧本数量在30个以上，如《大丹河》《流寇队长》《松花江》《八一三的晚上》《希特勒之梦》;音乐方面创作演出了《农村曲》《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美术方面组织美术作品展览会，出版木刻壁报等。他们还组织了上百次的公演晚会，对一二万学生与党政军干部进行了宣传教育。[2]
1939年5月，吴玉章出任鲁艺院长，周扬任副院长，宋侃夫为党总支书记兼政治处处长。从1940年起，鲁艺的学制进一步延长，课程内容更加丰富。鲁艺1941年的招生简章中，称其宗旨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培养适合抗战建国需要之艺术文学人才，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民主主义的艺术文学而奋斗。”在投考资格方面，鲁艺要求考生年龄需在18岁以上，中等教育程度，有从事艺术文学工作的决心，愿意为抗战建国及建立新艺术文学服务，不分性别。在招生名额方面，鲁艺规定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各招新生40名。鲁艺规定1941年招生的这届修学年限为3年。课程设置上分为共同必修学科、选修学科、各系专修学科，共同必修学科包括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社会科学概论、中国问题、艺术论、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艺术学说史、中国新文学论;选修学科为外国语等;戏剧系专修学科课程是动作、演技、朗诵、音乐常识、戏剧概论、名剧选读、中国戏剧史、导演实习、剧团领导、音乐常识、导演论、剧作法等，音乐系开设作曲法、自由作曲、唱歌、视唱、指挥、和声学、音乐欣赏、普通乐学、中国音乐史、世界音乐史等专业课程，美术系开设美术概论、素描、彩画、透视学、构图法、色彩学、工艺美术、木刻创作、舞台要求等专业课程，文学系的专修课程包括新文学运动、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创作问题、文艺批评、文艺理论选读等。
1940年7月，鲁艺成立了音乐工作团和美术工场，音乐工作团由吕骥兼任团长，下设研究科、演奏科、音运科。美术工场场长由钟敬之担任(1941年10月起由江丰兼任)，分为创作科、研究科、工务科及工场管理、材料产品等股。1941年，鲁艺制定了《艺术工作条约》，并经过全体人员讨论通过。《艺术工作条约》共十条，包括：不违反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不违反民族的、大众的立场;不违反艺术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不流于轻浮作风，低级趣味;不间断创作与研究的工作;不轻视艺术的组织工作;不满足自己的即使是最大的成功;不轻视别人的，即使是最小的努力;不抱宗派之见;不作无原则的义气之争等内容。[3]
1942 年，鲁艺开展了整风运动。1943年，鲁艺在西北局宣传部领导和组织下，组成了有40余人参加的“鲁艺工作团”，由张庚带队去绥德分区开展工作。鲁艺在戏剧演出方面，创作演出了广受群众欢迎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他们创作演出的大型歌剧《白毛女》成为在新秧歌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在践行中共文艺政策方面发挥了表率作用。“鲁艺”先后设立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系，此外还创办了普通班、前干班、干部班、地干班。
1944年鲁艺与延安大学合并，成为其一部分。1945年抗战胜利后，鲁艺迁往东北。
注释：
[1] 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记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2] 沙可夫:《鲁迅艺术学院创立一周年》,《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3]《鲁艺<艺术工作公约>(十条)》,《解放日报》1941年5月24日。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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