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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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诗歌的创作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诗歌创作相当活跃，其中被选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有《王贵与李香香》《赶车传》《佃户林》《圈套》《东方红》。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诗歌总会、战歌社、山脉诗社等诗歌创作团体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诗会、太行诗歌社、潮海诗歌社等诗歌团体，出版了《街头诗》《诗建设》《新诗歌》《山脉诗歌》《太行诗歌》《诗战线》《诗刊》《诗风》《新世纪诗歌》《边区诗歌》等油印或铅印的纯诗歌刊物。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诗人主要包括：艾青、柯仲平、光未然、何其芳、萧三、严辰、鲁藜、严文井、公木、刘御、林山、吕剑、贺敬之、郭小川、朱子奇、李季、闻捷、戈壁舟、李冰等；晋察冀边区的诗人主要包括：田间、李雷、钱丹辉、曼晴、邵子南、方冰、史轮、魏巍、陈辉、林采、孙犁等；太行山区的诗人主要包括：高鲁、叶枫、冈夫、袁勃、高咏、柯岗、阮章竞等。他们创作的诗歌内容丰富，有的反映抗日根据地军民与侵略者浴血奋战场景，如《边区自卫军》（柯仲平创作）、《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创作）、《打灯笼的老人》（曼晴创作）、《儿童团长》（孙犁创作）、《不准挂个“小”》（商展思创作）、《雁翎队》（蔡其矫创作）、《蝈蝈，你喊起他们吧》（魏巍创作）、《红羊角》（丹辉创作）、《哨》（流笳创作）、《不死的枪》（袁勃创作）、《血战苏付》（夏川创作）、《牺牲》（贾芝创作）、《我回来了》（胡征创作）、《将军的马》（侯唯动创作）、《民兵从前线回来了》（朱子奇创作）、《八路军进行曲》（公木创作）、《敌人来了困死他》（冈夫创作）、《我们的女战士》（田兵创作）、《老虎不要再凶》（陈登科创作）、《我送哥哥上战场》（苗得雨创作）、《英勇的爆炸手》（鲁琪创作）等等；[1]有的反映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和生活等内容，如高咏的《麦收季》，1940年柯岗创作的太行小景之一《采椒》和太行小景之二《月夜牧歌》等。
现代诗人艾青来延安后，发表了包括长篇叙事诗在内的50多首诗歌，其中有《大堰河》《旷野》《火把》《向太阳》《毛泽东》《愿春天早点来》《献给乡村的诗》《诗论》等。1938年8月，诗人何其芳来到延安，1939年撰写了系列抒情长诗《北中国在燃烧》，抒写其赴晋西北和冀中工作期间的见闻和感受。1941年，何其芳撰写《革命———向旧世界进军》。他还创作了《我歌唱延安》《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等诗歌，创作了诗集《汉园集》《夜歌》《预言》。贺敬之创作了著名的《回延安》和诗集《笑》《中国的十月》。高长虹创作了《边区是我们的家乡》《胜利的歌》《解放歌》。延安诗坛百花齐放新人辈出，鲁黎、天蓝、胡征等人的诗歌呈现出新的景象。1939年鲁黎在重庆《七月》上发表的10首诗歌《延河散步》，成为了歌唱延安光明的杰出代表，他的诗集《锻炼》荣获了延安青年文艺奖。天蓝的长诗《队长骑马去了》，胡征的诗歌《鸡毛信》《讨论会》《紫藤花》《白衣女》等作品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
长篇叙事诗的创作。1938年5月，柯仲平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第41、42期上发表了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1940年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它。《边区自卫军》共四章，800余行，重点塑造了自卫军李排长和战士韩娃的英雄形象。全诗通过描写陕甘宁边区自卫军锄奸斗争，表现了边区人民的伟大力量。这首长诗是延安文艺运动早期诗歌创作民族化、大众化的代表。1940年读书生活出版社还出版了柯仲平创作的长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它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情况。1945年方冰创作了长篇叙事诗《柴堡》，反映抗日敌后根据地人民的艰苦斗争生活。那个阶段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还有艾青的《雪里钻》和长诗《人民的狂欢节》、鹰潭的《老太婆许宝英》、贺敬之的《小兰姑娘》、公木的《岢岚谣》《鸟枪的故事》、何其芳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肖兰的《礼物》等。另外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通过向工农兵学习，汲取了人民艺术的营养，创作出了一批新的诗歌，如艾青的《吴满有》、阮章竞的《漳河水》、张志民的《王九诉苦》、田间的《戎冠秀》《赶车传》、李冰的《赵巧儿》等。
1946年，新诗歌中的重要代表作品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在9月22日—24日的《解放日报》上连载。这部长篇叙事诗共3部11章，700余行。这首诗作通过青年农民王贵和李香香的爱情生活，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农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歌颂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望和斗争精神。《王贵与李香香》吸收了丰富的民间语言素材，茅盾在《再谈方言文学》一文中指出“这是一首叙事长诗，但它以两行为一韵的格式，用的是陕北民歌‘信天游’的调子，它是一个卓绝的创造。”
延安文艺整风后，民间诗人创作、整理了一批优秀的民间诗歌。这其中就有孙万福创作的《高楼万丈平地起》歌词，李有源编写的九段歌词《移民歌》（即《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东方红》歌词就由此而产生，汪庭有创作了《绣金匾》新歌词。此外，这类作品还有《十绣金匾》《十二月唱革命》《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歌颂了共产党和革命领袖，它们显示了民族的、大众的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敌后抗日根据地诞生了许多出色的长篇叙事诗，包括孙犁创作的《儿童团长》《白洋淀之曲》《梨花湾的故事》《山海关红绫歌》《大小麦粒》《春耕曲》，另外还有《大石湖》（邵子南创作）、《巧袭》（曼晴创作）、《私语》（商展思创作）、《滹沱河上的儿童团员》（郭小川创作)、《乌鸦国王的烦恼》（秦兆阳创作）、《队长骑马去了》（天蓝创作）、《黎明的风景》（魏巍创作）、《老连长和他的儿子》（鲁黎创作）等。
少数民族诗歌创作。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蒙族民歌创作加强，出现了宝勒高吟唱的《送子出征歌》。宝勒高是骑兵战斗功臣王青山的母亲，在送子参军的大会上唱了这首歌。都古尔苏荣创作了诗歌《我们的骏马》，描述了蒙族人民生产，支援解放战争情景。
注释：
[1]龙泉明：《活跃于40年代诗坛的一支生力军——延安诗派综论》，《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第143—148页。
[2]参见常紫钟、林理明主编：《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第398-401页。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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