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电影团拍摄照片的工作
摄影是延安电影团的一项重要工作，延安时期许多重要照片就是由延安电影团人员拍摄的。其中吴印咸、徐肖冰等最为著名。吴印咸早在来延安之前，就购买了德国“维阿他”135相机、德国“伊可弗莱斯”120双镜头相机和专门拍摄4英寸以上照片的木壳照相机，并将它们带到延安。吴印咸用前两种相机在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相片，因为无法在延安获得专业胶片，拍摄4英寸以上照片的相机改作放大机使用。
他们为中央领导和八路军将领拍照。在拍摄《延安与八路军》过程中，吴印咸拍摄了后来命名为《前线视察》的照片，照片上贺龙抬手指向前方，周士第、关向应、甘泗淇也都随着他手指方向前望去，反映了八路军抗日将领的英姿。徐肖冰拍摄的朱德骑在马背上的照片后来成为了著名的邮票图案。吴印咸在延安期间拍得最多的人物是毛泽东，留下的经典照片就包括1942年毛泽东给120师干部作报告的照片，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照片等。吴印咸所拍中共七大照片中，有毛泽东作《愚公移山》的七大闭幕式的讲话，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等照片。他还拍摄了中央领导共商国事等活动镜头。
1940年从重庆来到延安的郑景康拍摄了“延安大生产运动”、“战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活动”等大量照片。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时，他在延安机场拍过《挥手之间》等珍贵照片，1942年9月，郑景康摄影展览先后在军人俱乐部，文抗作家俱乐部举行。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为此亲自题词“抗日初期之一角”，毛泽东看后称赞他“能抓住动态”。郑景康形象生动的艺术作品成了育人启后的历史材料。[1]
当时延安没有电，电影团无放大机，他们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冲洗底片和放大照片的工作，用纸壳子做成长方形套子，在纸套中间前后挖两个小园孔，在园孔上贴上红绿色纸，套在小油灯上，当做红绿灯冲洗底片和放大照片。没有电光源晒印照片，就在平房侧面开一个小四方块窗孔，屋内靠窗孔部位用多层黑布遮盖，用印相夹子夹上底片伸向黑布外边数字露光。为解决无放大机的困难，他们建造没有窗户的四方形小屋子，在屋顶中央开一长方形天窗，在窗口上钉带有槽子的长方形木条，把折叠式的照相机插入木槽子里进行曝光放大。“由于阳光不断变化，每当放大时，在屋外就得有人‘放哨’，当天空光线变化或云彩遮挡阳光时，就马上通知屋内操作的同志，这样或避免或减少放大纸的损失。”[2]
电影团摄影队工作突出，1943年肖向荣在《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报告》中指出电影团摄影队“1、自拍照片1245张（包括教育、生产、拥军爱民、医疗、保育、纪念会、学校等)；2、待拍照片1625张（给管理局、边区政府、保育院、三五九旅、炮兵团、军直总展览会等）；3.寄出照片三次，328张。”报告谈到1944年电影团摄影队拍摄计划：“（1）整理现有材料为主，把过去的照片，整理一全套出来（包括底片、照片）；经审查后选择一部分晒成几份，以做对外宣传；放大几份，以供各部队展览（均要加说明）。计发：1、战斗；2、练兵；3、生产；4、军民关系；5、学校；6、医疗；7、保育；8、三三制；9、纪念人会。（2）个别的补充拍摄及机关部队拍照。”[3]电影团摄影队的拍摄工作有效保留了延安时期的大量影像资料。
注释：
[1] 吴立本：《延安电影团的摄影工作和延安的摄影活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5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
[2]吴立本：《延安电影团的摄影工作和延安的摄影活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
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5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
[3]吴筑清、张岱：《中同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170页。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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