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群众文化工作的成就：五、农村、妇女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政策，使陕甘宁边区农民思想观念发生了显著改变。学习教育和社会教育是这一时期文化工作的重要部分，学校教育采取公办与民办相结合等方式，小学教育迅猛发展。“1937年春，学校320所，学生2000人；1938年学校773所，学生16725人；1939年学校882所，学生22516人；1940学校1342所，学生41230人。”[1]
社会教育有冬学、识字组、剧团、轮学、文化册等多种形式。读报组里向群众宣传和传授抗战与生产等方面的知识。冬学就是利用冬季农闲季节组织民众进行教学。“1939年边区有识字组5834个，参加人数39983人”，“半日校61个，参加人数919人。”[2]“1941年有识字组1973个，参加人数12259 人；夜校524所，参加人数7905人；半日校393所，参加人数5990人；冬学655所，参加人数20919人。”[3]
秧歌是农村文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农村秧歌活动高涨，新秧歌蓬勃发展，推动着农村文化事业的进步。据当时的资料记载，秧歌队的足迹几乎遍及每一个乡镇和山村，平均每1500人中就有一个秧歌队。同时，还有自乐班124个，皮影班62班，观众达800万人次以上。在整个陇东分区，社火活动形成了一种高潮，全分区有群众社火131处，农村中到处可听到锣鼓声，甚至停了几十年的老社火都恢复了活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很重视妇女教育工作。1937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妇女工作大纲》提出要“经常性地进行广泛的识字启蒙运动，启发妇女的民族意识、民主思想和基本的政治觉悟”。[4]1939年6月1日，延安创刊了《中国妇女》。许多有关妇女工作的重要文章就刊登在该刊上，如朱德的《十月革命和妇女》，张闻天的《对妇女干部的几点希望》，蔡畅的《持久战中的中国女工》，康克清的《三年来的华北妇女运动》，海燕的《敌骑蹂躏下的冀东妇女》等。《中国妇女》对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5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出版了副刊《妇女之路》，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妇女的一些政策和指示，介绍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妇女解放斗争和解放区妇女的精神风貌，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妇女生活的悲惨境遇，指导妇女正确、合理地解决家庭、生活、事业的关系。
针对边区妇女教育落后的客观情况，边区教育厅特别强调：“我们教育的对象是全体人民（不分性别、阶级、党派、信仰），而不是人民的一部分”，“今后应加紧妇女教育”。[5]乡村妇女教育在形式上主要有有识字班、整日校、半日校、午学、夜校、“热炕冬学”、轮学、分散小组、妇女纺织识字小组、家庭识字组等。在开展妇女教育工作方面，读报组“又读又讲，内容涉及生产、识字、卫生、八路军如何打胜仗、日本鬼子如何杀人放火、国民党如何造成河南灾荒等”，[6]起到了教育与革命宣传相结合的作用。为了做好妇女教育工作，边区教育厅1939年3月2日在通令中专门指出“最好单独成立妇女班”，尽量用女教师，或者用“小先生的办法，因为妇女容易和儿童接近”。[7]边区在教育中重视普及卫生知识，边区文教大会关于边区教育方针的决议草案中强调，在“对妇女进行识字教育时，也应把卫生常识作为最主要的教育内容”。[8]
边区的妇女教育和妇女文化工作经常相互结合开展。利用读报、戏剧、宣传画、唱歌、板报等形式。八路军和延安高校的干部学员组成的文艺工作队等经常到农村，为乡亲们提供演戏、教唱歌、扭秧歌、写标语、读报等文化活动，并配合戏剧内容进行家庭访问、解释政府法令。这些活动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张家畔妇女们成立了妇女秧歌组，在拥军大会上演出“妇女识字”和“拥军运动”等秧歌剧，许多妇女看戏后都订立了识字和纺线计划。妇女组成“学习生产小组”，据延安6个县统计，妇女学习生产小组有14501个，组织了50%的妇女参加大生产。[9]另外这些文化活动启发她们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
1939年春，陕甘宁边区妇女的10%已经能识字200。[10]1940年，边区已建立1260个识字小组，动员了37816名妇女到半日学校学习。[11]妇女教育得到了长期的贯彻，边区教育厅在“三年来边区社教工作总结”中指出“单独妇女识字组有历史最长的富县张村驿妇女识字组，坚持了六年之久”。[12]通过教育和文化宣传工作，妇女政治觉悟有了显著提高。有70%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妇女占总数；1941年边区第二次民主选举时，参选妇女占总数的比例，由1937年边区民主选举时的15%上升为30%，清涧、安塞等地女选民数占比达到50%左右；1946年，边区第三次民主选举时，女选民数达76292人，全边区当选乡一级参议员妇女达到2500名。[13]
注释：
[1]雷云峰主编：《陕甘宁边区史（上篇)》，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版，第235页。
[2]同上，第239页。
[3]李云峰：《二十世纪中国史（上卷）》，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4]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764页。
[5]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208、2页。
[6]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210页。
[7]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77页。
[8]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445页。
[9]《延安市妇女运动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281页。
[10]《陕西省志·妇女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274页。
[11]《陕甘宁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代表团致苏联人民的信》，《新华日报》副
刊《妇女之路》，1940年5月16日。
[12]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194页。
[13]《陕西省志·妇女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246页。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值班编辑：白 雪、显 洋
技术支持：李馨雨、刘彤
值班总编：闫金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