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历史是现实的基础和对未来的昭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启动了“一史两志”工程，组织200余名专家学者历经近10年，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和“陕甘宁边区志”“延安地方志”大型系列史书编撰工作，解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十三年·一史两志”专栏，敬请关注！
延安时期群众性文化组织和秧歌运动：（一）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的工作
1938年5月23日，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在延安成立。它是一个在边区文协领导和帮助下成立的群众性文化组织。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民众娱乐改进会的简章及宣言，选举了马健翎、杨笑萍、郑义、高敏夫、柯仲平、温涛、李丽莲、张季纯、吕骥、柳青、钟敬之、崔嵬、艾丁、向隅、丁里、沃查、丁克礼等17人为干事或候补干事。
“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名称中的娱乐是指文学艺术，其宣言中写道：‘‘娱乐’两个字，把它来指文学艺术讲，有的人听来也许不大庄严，但民众却把它看做‘娱乐’，讲做“娱乐’。因此，我们就用民众口头上的这名词了。”
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的宣言里确立了它的宗旨，宣言指出“我们应该在这从古未有的大抗战中，改进我们的歌子和戏曲——使我们的一切娱乐能够帮助，能够配合我们的抗战才是。这也就是我们要成立这个娱乐改进会的宗旨。”民众娱乐改进会将创造抗战民族大众的文学艺术作为他们努力的方向，将旧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为他们创造抗战民族大众文艺的一个最中心基础，作为改进民众娱乐的工作对象。他们认为“为抗战来研究，整理民间艺术，吸收民间文艺的作风，利用民间流行的旧形式，创造抗战的民族大众文学艺术，……是一种有改进意义的，战斗的工作。”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之所以强调改进旧艺术，将此作为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因为他们认为这项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认为旧艺术形式在对民众宣传方面比从西方引进的现代艺术有优势，他们在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中说：“事实告诉我们，许多的救亡歌剧和戏剧，虽然收了部分的抗战宣传的效果，但多数却是不能深入民众中去的。主要的缺陷，正是未能充分利用我们民族大众中流传着的旧艺术旧形式的优点。”“现在是要充分的来补救这些重大缺点”，现在来处理这个问题，必须当做抗战实践中的一个实际问题，解决这问题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他们还认为不通过利用文化遗产、文化旧形式，不进行实际的改进工作,“就不能充分发展并完成我们这一代的抗战民族大众艺术。”[1]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成立以后，努力开展对民间歌谣、小调的收集和改编，改进民间戏剧，使其为抗战和宣传工作服务。他们认为歌谣来自民族大众，反映着各种生活样式，有美妙的音律节拍，在民族大众中形成了一种支配的势力。他们重新发起搜集歌谣，就是“运用这一种支配的势力帮助动员抗战”。他们提出对于歌谣做搜集、整理、批判和运用的工作，是一种民族大众性的战斗工作。他们指出有意识地发扬大众文化，使大众文化能为解放的革命战争尽力，是非常必要。他们提出了搜集歌谣工作的具体方法，以作为参考，包括有组织的搜集、个别搜集等方法，如组织歌谣研究会、歌谣搜集队、分组分班找适当的时机去搜集等操作方法。他们提出在搜集时，随时详细注明歌谣流行的地方，最受那些人欢迎等信息。[2]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一面进行歌谣小调的收集制作工作，一面利用旧形式编成两个剧本，并且发动组织了“民众剧团”，把两个剧本搬上舞台，受到了欢迎。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等单位认为有组织职业化民众剧团的必要，随于1938年7月召开了有边区党委、教育厅、边区青救会、延安市政府、民众娱乐改进会等参加的会议，研究成立民众剧团，为民众剧团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注释：
[1]《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新中华报》1938年5月25日。
[2]《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征求各地歌谣》，《新华日报》1938年7月17日。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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