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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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二）农民和市民的新秧歌活动
秧歌剧运动中，延安和边区的市民和农民热情高昂，排演节目，推动着群众性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1944年市民们组织起来了延安市民秧歌队、桥儿沟秧歌队等。其中延安市民秧歌队演出了《高台》《水船》《花鼓》《挂车》《武术跑马》《模范抗属》《模范纺织组》《二流子转变》《工农兵大联合》《耍狮子》等节目；桥儿沟秧歌队中的桥镇老乡排演了《张丕谟锄奸》，深受群众欢迎。1945年延安市民秧歌队、北郊秧歌队、桥镇秧歌队，这三大延安著名群众秧歌队演出了《张金花》《小阎王》《反巫神》《买卖婚姻》等一系列节目。3月4日延安川口区六乡秧歌队还专门向朱德总司令敬献了匾“人民救星”，并演出了节目《新年快乐》《腰鼓》。
陕甘宁边区农村文化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在群众性秧歌运动中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团队和典型人物，这其中就包括了佳县店镇宋家川村秧歌队、庆阳三十里铺的社火、靖边县镇靖城的秧歌、新宁县南仓社火、子洲县驼耳巷区的道情班子等，代表人物有刘志仁、杜芝栋、黄润、汪庭有、景海清等。《解放日报》就农村的新秧歌运动作了一系列报道，关于佳县店镇宋家川村秧歌队的文章中指出：这“是一个非常生动活泼的农村群众的新的秧歌队，可和庆阳三十里铺的社火媲美。”这个秧歌队“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可供别处参考：1、它是由本村群众自发自愿闹起来的，发动起来后，征得政府的同意而组成，这是‘民办公助’的方针在秧歌队上面的表现；2、吸收了民间艺人和当地知识分子（文学教员）合作编剧，因此能够编出许多新鲜的剧本；3、他们不仅注意内容的政治意义和宣传作用，也力求老百姓的喜欢，因为老百姓喜欢，他们才会接受’。所以他们的剧本都很生动有趣，而不是硬帮帮的‘口号’、‘官腔’；4、他们对于旧戏，并不是简单的排斥或抛弃，而是很好的去利用它们，把它们改为适合新的生活、新的任务的东西，比如《拖瞎子》、《钉缸》等等，经他们一改编，就都成了新的秧歌剧了。秧歌队的组织、编剧、改造旧戏，这是一般群众秧歌队的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材料中，都能多少得到一些可作参考的经验。”[1]
此外，《解放日报》发表了马克、清宇撰写的《刘志仁和南仓社火》，苏林撰写的《杜芝栋和镇靖城的秧歌活动》，安波撰写的《驼耳巷区的道情班子》，艾青撰写的《汪庭有和他的歌》，丁玲撰写的《民间艺人李卜》，萧三、周立波撰写的《练子嘴英雄拓老汉》等。刘志仁领导的秧歌队创作演出中从实际出发，不爱夸张，演出内容上唱的都是事实，演出形式上敢于大胆突破旧形式，创造新形式，注重歌词的口语化，适合地方习惯。杜芝栋是靖边县镇靖乡镇靖村农民，他从小爱好文娱活动，被称为“自己钻出来的秧歌把式”；他编创过很多秧歌剧，“六年来一年一个新秧歌剧”；他组织了当地秧歌队，也是主要演唱者，他推动了“群众集体编剧的活动”。1944年杜芝栋以三边分区“文教英雄”的身份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镇靖城的秧歌队则把演剧和教育、生产、自卫等活动结合起来，有效发挥了文艺的宣传、教育功能。驼耳巷区的道情班子在当地很有名气，后自编演出新戏，扩大了对群众影响。汪庭有于1936年流落至陕甘边区新正县马栏区三乡落户定居，他利用民歌《绣荷包》填新词，编成《十绣金匾》，后来他又编了《表顽固》、《防奸歌》等有名的歌曲。1944年汪庭有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英雄大会，获“甲等艺术英雄”称号，受到表彰奖励。艾青当时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说像汪庭有这样的新民间艺人、群众艺术活动组织者，在边区逐日增多。李卜是位民间老艺人，50岁随民众剧团到延安，并创作了新秧歌《十二把镰刀》（两家亲》（由李卜哼眉户调，马健翎据调填词）。李卜的经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旧艺人争取政策的正确。练子嘴（说快板）的老汉拓开科自编自说了《闹官》《种棉花》《禁洋烟》等宣传革命、歌颂共产党的快板和秧歌，1944年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他创作的《闹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1944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艺术组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了群众秧歌戏剧会演。众多著名的民间艺术家进行了表演，关中分区的刘志仁、汪庭有、王中泉领导并演出了社火《跑红灯》，三边分区的杜芝栋领导并演出了《破除迷信》，陇东分区的黄润领导并演出了秧歌《减租》，延安市桥镇乡群众改编演出了《小姑贤》《蛮婆算命》，拓开科演出了快板《闹管》，李卜参加演出了眉户剧《张琏卖布》。[2]
边区农民除过演出秧歌剧外，还进行秧歌剧创作。1944年10月，庆阳县三十里铺的四个农民发表了他们创作的秧歌剧《减租》。他们还创作了《夫妻开荒》《二流子偷鸡》《黑牛耕地》《新顶灯》等新社火剧，这些新的剧目与现实结合紧密，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意义，其中《减租》在陇东社火竞赛中，被专属和地委奖为第一，在陇东分区文教大会上演出也得到好评。[3]
为推动农村秧歌运动的发展，边区各地还举办了秧歌剧比赛。1945年2月，靖边在杨家畔举行的秧歌比赛，有包括杜芝栋秧歌队、张家畔妇女秧歌队在内的八个秧歌队参加比赛大会。大会上表演了《兄妹开荒》《有力出力》《吃了不识字的害》《双从军》《傻子上会》《识字好》等秧歌剧。绥德县吉镇区则举办了全区秧歌大赛，参加的秧歌队除过绥德外，还有来自米脂十里铺的妇女和来自吴堡的群众演出。演出的形式有秧歌剧、道情、快板书等，演出的有《送公粮》《消灭蛀虫》《女巫神反省》《参加识字班》《打下玉虎顶》等17个秧歌剧。1945年3月富县和延川县，还分别举办了秧歌比赛，仅富县就有四区11个秧歌队的400余人参加。
注释：
[1]岳瑟：《老百姓的新秧歌》，《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3日。
[2]参见艾克恩编著：《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539-537页。
[3]同上，第页。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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