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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广泛开展的文艺小组工作：二、文艺小组的工作和成就
文艺小组是根据大众对文艺普遍爱好和要求，在“自由民主的边区所产生的一种群众的文艺运动。它提示大众对文艺的正确认识，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并培养、教育写作人才，使之生动、真实地反映生活。”[1]对文艺小组在推动边区群众文化活动发面所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大众文艺》是这样说的：使文艺深入、普遍、大众化——文艺小组是很好的办法；提拔新的作家、新人、新中国的新人——文艺小组是很好的方向；使工农分子知识化，培养由工农出身的文人、作家、知识者，提高工农的文化文艺水平——文艺小组是很好的桥梁；发展新中国的新文艺，提高新文艺的质量——文艺小组有很好的前途。[2]
早在1938年，陕甘宁边区已经产生了文艺小组，随着部分工人文化水平的提高，文艺开始在工厂中生根，“印刷厂和机械厂，已经都有文艺小组，而且已经产生了好几篇工人的作品，这在中国的文艺运动史上，可以说是新的一页。”[3]但当时延安的群众机关、学校和部队中还很少建立有文艺小组或文艺通讯网的组织。到1939年初，周而复发表《延安文艺》一文时，这一局面就得到了很大改观，边区文协、抗大、总工会、机械厂、印刷广等都建立了文艺小组。
至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工厂、机关、学校、部队等许多单位中已经建立起了文艺小组，有45个单位共建立文艺小组85个，组员达660多人。[4]1940年1月，艾思奇在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称“文艺小组，是在各机关、学校、工厂、部队中都有它的细胞的”，[5]文艺小组成为当时社会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
工厂文艺小组的活动是工厂文化工作的重要部分。随着“文章入工厂”等活动的开展，工厂内文艺小组发展迅速，工厂文艺小组典范有解放社印刷工厂文艺小组、机器厂文艺小组第一、第二组、八路军总政治部印刷工厂文艺小组等等。对工厂文艺小组工作，诗人萧三曾评论说他们组织工作好，成绩突出，“工厂工人的情绪比较热烈，他们挤出时间来学习，创作，挤出时间来替《文艺突击》和现在的《大众文艺》排印，因为他们把它当作自己的刊物，这是值得特别赞扬的。”[6]
解放社印刷工厂（中央印刷厂）文艺小组从1938年成立到1940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拥有组员30多人，他们研究文艺问题，朗诵文艺名著，他们出的壁报有《萌芽》《突击》《墙报》《印工》等多个。1940年1月这个文艺小组出了文集《檬园》，它由13位作者撰写的16篇文章组成，体裁有报告、小说、诗歌、戏剧、故事等，有描写青年工人从哈尔滨到延安后，被日机炸死经过的《债》，有描写本厂生活的《排字部的一天》，有记述工人自己生活的《变迁》《征工》等。2月，他们出了另一本文集《小米饭和白面条》，收录了20位作者的22篇文章，其描述内容包括工厂生活、青工、宪政问题、二七纪念等，书的补白是恩格斯、高尔基、屠格涅夫语录。这本文集的“编者的话”中谈到要把文章“这工具加以改造成为大家手里的武器，尤其成为先进阶级的武器，以便展开多方面的与敌人战斗。”《大众文艺》发表了该文艺小组成员柳风的文章《妻子的条件》。机器厂是文艺小组工作突出的另一个工厂，至1940年该厂的文艺小组第一、第二组已经成立了一年多。他们的文艺小组有成员10多个，其成员刘亚洛曾多次在《文艺突击》发表文章，另一成员侯金保在《文艺突击》上发表了《我和菜油机的生活》。该文艺小组的具体活动包括出墙报——工厂生活，召开集体座谈会。他们诵读中国及世界名著时，参加的听众达到100多人，有效丰富了工厂的文化生活。至1940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印刷工厂文艺小组已经成立一年，它有组员10人左右，自出墙报，自己写作，其小组成员雷弓在《文艺突击》上发表了文章《陈小牛》（写一个勤务员）。[7]周而复在《延安的文艺》一文中对文艺小组的文章描述到：机器厂文艺小组由工人刘亚洛领导，解放社印刷工厂文艺小组由赵鹤领导，“他们两人的作品就登载在《文艺突击》的革新号上，技巧上虽然稍差一点，但和一般写作的人比较起来并不十分逊色。尤其是赵鹤的《两个九月》，简直是一篇很完整的作品。”[8]
到1942年9月中央印刷厂文艺小组的《萌芽》已经出了18期，小组成员在《七月》《五月在延安》《边区文化》《文艺突击》《大众文艺》《中国工人》《大众习作》《星花》《文艺阵地》《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20多篇。文艺小组利用业余时间，请了周扬、艾青、舒群等人作报告，主讲了诸如“诗、报告文学及怎样搜集材料”等问题，进行文学辅导。工厂美术小组每周由张谔、杨廷宾二人分别指导上课。[9]
学校和其他文化单位中也发展了文艺小组等群众文化组织。到1940年春时，女子大学文艺小组发展到70多人，吴一铿、沙平、李亦云、廖光等是积极分子，丁玲曾参加过她们；抗大文艺小组已经发展到20多人。此外，陕北公学、供给学校等也成立了文艺小组。保育院小学有儿童文学社，出有儿童文学集子近10本，边区师范学校有文艺研究社。其他如民众剧团、新华书店、安塞通讯社等文化单位亦成立了文艺小组。
至1940年边区军队中成立了一批文艺小组，包括留守兵团文艺小组、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队文艺小组、八路军总政治部印刷工厂文艺小组、拐茆军医院文艺小组、七里铺兵站文艺小组、后方勤务部文艺小组等。其中留守兵团文艺小组组员老宁在《文艺突击》第一期发表了作品《病》，后方勤务部文艺小组虽是新成立，组员有20多人。边区文协对部队中的文艺小组提供了支持。
陕甘宁边区其他地方文艺小组也得到一定发展，如三边分区文协分会成立了文艺小组。
文艺小组的活动得到了边区文协的大力帮助和领导，截止1940年4月，边区文协请人向文艺小组作报告6次；派人出席文艺小组召开的座谈会，如赴解放社文艺小组召开的两次座谈会，讨论写作方法；派人和机器厂文艺小组开文艺座谈会；为文艺小组改稿，如女子大学文艺小组曾写过200多篇稿子送到文协，由文艺顾问委员会修改后寄回；文协文艺顾问委员会为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队文艺小组组员改过稿子，开过座谈会；边区文协还向文艺小组出借图书等等，这些工作促进了文艺小组的发展。
边区文协文艺顾问委员会为帮助文艺小组组员及其他团体的文艺习作者，系统了解文艺理论，特别约请延安作家在文化俱乐部作报告，每两周一次。这些报告包括荒煤所作的《主题与典型》、雪苇的《文学的发源及其发展》、周扬的《现实主义》、艾思奇的《文学与生活》、何其芳的《欣赏与批评》、矛盾的《中国文学运动史》、萧三的《苏联文学》、周立波的《欧洲文学》、丁玲的《漫谈<子夜>》和周文所作的有关《阿Q正传》的报告，其他的报告还有《抗战以来的中国创作》《新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10]
注释：
[1]同上。
[2]萧三：《谈延安——边区的“文艺小组”》，《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4月15日。
[3]林山：《谈谈延安的文艺活动》，《文艺突击》第三期，1938年11月16日。
[4]《延安文艺丛书》史料卷，第409页。
[5]艾思奇：《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1940年4月。
[6]萧三：《谈延安——边区的“文艺小组”》，《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4月15日。
[7]萧三：《谈延安——边区的“文艺小组”》，《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4月15日。
[8]周而复：《延安的文艺》，《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九期，1939年2月16日。
[9]艾克恩编著：《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页。
[10]《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五期，1940年8月15日。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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