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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军队文化工作政策和工作：一、思想文化宣传工作重点
抗战时期，明确指出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部队中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同时也是文化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中指出的：“在抗日战争中，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求得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军队在文化工作中很重视政治教育的作用，1937年10月，总政治部在《确定抗战之政治工作方针及组织案》中指出：“在民族抗日战争中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用政治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从各方面去保障战争的胜利”。[2]
《八路军的文化教育工作》更具体的提出政治教育的目的是提高部队政治觉悟与政治认识，提高部队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以巩固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指出八路军部队政治教育的方针是：民族解放与国际主义的一致，强调在政治教育上民族解放与国际主义一致性的方针；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的一致，中国工人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首先解放全民族，中国工人阶级最高利益同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最高利益相一致，强调在政治教育上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一致性方针；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针；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
政治教育的内容。士兵入伍期间政治教育主要是关于军队的初步基本知识，军队的组织、纪律、生活、任务，讲解参加抗日军队的原因，进行抗日战争的原因，和如何做一个模范的抗日军人等知识。士兵在入伍一年期间，开展政治教育主要是对其讲授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与动力、中国革命运动的简单历史，社会形式发展简史，以及社会主义——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内容。[3]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以后，更加注重军事宣传工作。1944年3月1日，总政宣传部发了《苏联的军事宣传与我们的军事宣传》。其中指出了当时军事宣传工作中的不足，也对一些优秀的作品提出了表扬，如指出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发表于《解放日报》上的两篇论文，对敌后部队产生了启迪作用。指出晋察冀根据地的通讯《血海深仇狼牙山》《赵羊观的战斗》等描写生动，给人以较深刻印象。
总政宣传部在《苏联的军事宣传与我们的军事宣传》中，提出要向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一切宣传鼓动要“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事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那样，实践“宣传什么，斗争什么”的宣传政策，开展军事宣传。总政宣传部提出应该从思想上转变，把军事宣传提高到应有的重要地位，要求必须把军事宣传看做军事力量的一部分，看做军事干部与军事机关自己的事情，指出要纠正借口恐怕泄露军事机密而放弃宣传和怕替敌人宣传就不驳斥敌人的宣传两种偏向。总政宣传部提出要根据“宣传什么，斗争什么”的宣传政策，提倡与表扬战斗中的英雄主义，通过宣传一个战士或一个战斗单位的英雄杀敌范例，来奖励、讴歌、崇敬他们，形成群众英雄主义运动；加强拥政爱民的宣传与教育，让群众知道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使战士知道人民是军队的母亲，真正达到军民一致；要宣传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生产运动，加强部队劳动观点；要通过宣传暴露敌军罪行，揭穿敌军欺骗宣传；要利用国际有利形势，敌军内部不满情绪，敌军对伪军的歧视与虐待等进行宣传，以达到瓦解敌军，扩大敌伪军矛盾的作用。总政宣传部还提出要采取多样性的宣传方式，加强军事宣传中的文艺性，在一定时期内采取各种形式配合的宣传方式，从各种不同角度，不同具体事例中，多种多样宣传一个问题，产生效果。总政宣传部提出要采取群众路线来贯彻军事宣传政策，要更好地进行军事宣传，就要面向群众，描写群众，在群众中选择典型。要一方面发动全军上下大家动手，将军事宣传看做自己的部分工作，另一方面要发动文化工作者到部队去，到士兵中间去，描写士兵和战斗，发扬为战斗服务的精神，实现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的结合。总政宣传部还提出了军事宣传要有组织性，实行一元化领导，要求司令部和政治部在开展宣传工作方面要进行密切的合作，要求政治部在军事宣传工作上切实起组织作用。
注释：
[1]邓小平：《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1941年5月），《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2]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4册，6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3]萧向荣：《八路军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国文化》第4期，1940年6月。
（选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撰的《文化工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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